这一时期，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全方位威胁和挑战的著述很多，几乎多到了目不暇给的程度。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争霸：中美在亚洲的主导权之争》（2011年，Aaron Friedberg），《亚洲的南海大煮锅》（2014，Robert Kaplan）；“中国崛起是否将引向战争”（《外交事务》双月刊，2011，Charles Glaser），“顶住北京：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种选择” （《外交事务》双月刊，2012，Aaron Friedberg），“中国的真实和现实威胁：现在是华盛顿该担心的时候了”（《外交事务》双月刊，2013， Avery Goldstein）；新闻类周刊的代表性封面报道有，“崛起中国的危险”（2010，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中国的军事崛起”（2012，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直面中国”（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报道）等。　

西方新一轮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反思潮，在这一阶段也同样达到了高点。抱着开放心态的西方有识之士，从中国的经验中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探索路径。这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三卷本巨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

在这部扛鼎之作中，福山部分延续了、但也部分推翻了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中关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论断。其中重要的亮点，就是关于中国成功政治模式中所展现出来的高效能政府以及政治合法性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与之相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虽然保证了法制和执政合法性这两大要素，但是却因为无法保持高效能的政府运作，而可能逐渐走向衰竭。

这一反思，无疑是及时的、深刻的，但是，这一结论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也同样是令人悲观的和倍感失落的。

而在这一波反思潮中，也不乏基于历史回顾的真知灼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一个是老牌“中国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关于中国》（2012年），一个是哈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2011年）。同样是大部头，同样是历史性回顾，同样传递着穿越历史隧道的睿智和卓识。

同一时期类似的代表性著作还有“中国问题大辩论：北京是否要统治世界？”（《外交事务》双月刊，Derek Scissors， Arvind Subramanian， 2012），以及世界主流媒体中的重头封面报道——“中国眼中的世界”（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2013），“让我们象1793年大清帝国那样欢庆吧”（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封面文章，2013年）等。　

新世纪十五年，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和观感，逐渐褪去了文化的油彩和种族的固有印记，而露出了政经实力比拼和地缘军事对峙的内核。在大多数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嘲笑、被轻视、被妖魔化的东方熊猫国了。龙的图腾，越来越多地取代熊猫，而成为西方的语境中中国的象征符号；而这个出现在西方人印象和公共出版物中的中国龙，也已经脱去了西方龙的特质，迅速向中国传统的龙符号重合。

回首总结十五年中西方关系的折冲，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西方之间的融合和合作越来越深，而中西方之间的隔膜和疑虑也越来越重。西方世界到底是“叶公好龙”，还是要“伏虎降龙”，这个谜底恐怕再过十五年也未必能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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