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龙在天：实敌虚友期（2009-2014）

2009年七月，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了英国学者马丁·杰克斯的大部头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西方世界的终结和一个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甫一推出，该书立刻登上了大西洋两岸“非小说类图书”的畅销书排行榜。

别说十年前，就是在五年前，单单这本书的书名都会招致西方学界和新闻界的讥讽和嘲弄。但是在北京奥运会胜利落幕、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弥漫全球之际的2009年，没有任何严谨的西方学者再会去指摘马丁的表述是哗众取宠的促销手段了。

中国的崛起不再是预言，而中国自己也不仅仅满足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像一条冲天而飞的巨龙，离开了渊薮，离开了田野，俯仰腾挪，首尾毕现。2012年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从而彻底撕去了最后一块遮挡在中美两个雄心勃勃对手之间的幕帘。仿佛在瞬刻之间，美国听到了中国龙越来越清晰的追赶脚步声，而中国也感受到了聚焦在自己后背的瞄准靶心。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一上任就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既是为了扳转美国这艘巨轮的前进方向，也是为了应对在亚太地区早已失衡的实力天平。失衡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让西方普遍感到手足无措的是心理上的失衡和失落。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不绝于耳的“中国威胁论”鼓噪，此时似乎反而销声匿迹了。代之而来的，是深刻的恐慌和担忧。西方在此消彼长的现实面前，失去了向中国说教的底气，而中国也不再低眉顺眼地聆听，而是推开众人走上前台， 自信满满地参与了世界事务的规划。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另起炉灶，扮演起了非西方世界领袖的角色。2013年中，在美国加州慵懒温暖的阳光下， 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上了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邀请书。这一切，让习惯了颐指气使的西方决策者们，眼前恍如隔世，心中五味杂陈。

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从没有象此时此刻这般的紧密、全面和重要，而横亘在中西方政治体之间的隔膜与忌惮，也跃上了新的高度。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是利益伙伴，是商业客户，是贷款机器，但绝不是真正的朋友和盟友。表面的客套和恭维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秩序捍卫者在进行着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第二手准备。

从这一阶段开始，很多西方的战略学者逐渐达成共识：只有中国才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挑战西方秩序和权威的现实强权。就中国自身实力和发展态势而言，西方的对手非中国莫属，仅此一家，没有“之一”。

同样地，三种主要情绪贯穿了这一阶段“西方中国观”的主线，分别是恐慌，警觉和失落。

先说说恐慌。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抛开西方，另起炉灶，毫不避讳地扛起了“非西方世界统领者”的大旗，开始参与划定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一时间，中国这一非常规的“出格”举动，在西方的媒体界和政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中国在涉及自身议题上强势出头，西方整体上不舒服，不适应，不习惯；而所有这些，更直接引发了西方社会普遍的手足无措和无计可施。

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10年11日18日《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刻，标志着西方五百年统治世界的终结。这一次，东方的挑战者是真实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地缘政治安全层面。”

同样反映这种恐慌情绪的著述， 还有《中国走向全球》（2013， 沈大伟），《中国会主导21世纪吗？》（2014，Jonathan Fenby）； “无可阻挡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说中国主导世界是必然的”（《外交事务》双月刊，2011， Arvind Subramanian），以及新闻媒体上有代表性的封面报道，“中国买断世界：即将到来的中国购并潮”（2010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不自由世界的下一个领导人”（2012年，美国《时代》周刊），“下一个超级强权中国眼中的世界”（2011年，德国《明镜》周刊封面报道）等。　

恐慌过后，随之而来弥漫在西方知识界和决策界的，是对于中国毫不掩饰的警觉。这种警觉，已经不再是带有调侃和构陷意味的“中国威胁论”式的老调重弹了。从心理上，从领导人个性上，从中国国家周边的战略安全格局上，西方的中国观察家和研究者们，开始扎扎实实地寻根摸底，做起了两手准备。

促成这种警觉的，除去中国独特的政经架构和文化传统以外，还有这一时期中国不再掩饰、并随时展露出来的“大国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