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只有一位客户提供这种专业知识，而线索就在“统计”一词中。只有集中的民族国家才能够以标准化的方式收集大量人口的数据，也只有国家最需要这样的数据。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开始更多地收集这种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统计数字。为了了解国家人口，各州着重于一系列量化指标：出生、死亡、洗礼、结婚、收成、进口、出口、价格波动。国家对以前只在地方和各地教区进行登记的事项进行了汇总。

新技术被开发出来代表这些指标，它从纵向和横向维度用矩阵和表格的形式展现数据，就像15世纪后期的商家制定了标准化记账技术一样。将数字用行和列排列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新方式来显示特定社会的属性。现在只需简单地扫描在单个页面上的几何数据，就能够来调查大型复杂问题。

这些创新为政府带来了非凡的潜力。通过将多样的人口简化为具体指标，并将其显示在适当的表格中，政府无需再事无巨细地去了解当地人文历史。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无视地方文化多样性这点使统计学有些粗略和唐突。无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统计学家将会采取一些统一的标准，有些人可能称此为强加统一性。

统计数据不能展现被调查人口的方方面面。在所包含的内容和被排除的内容中总是有一个隐含的选择，这个选择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国内生产总值只关注有偿工作的价值，从而排除了传统上妇女为家庭付出的劳动。从1960年代开始这点就成为了女权主义批评的目标。在法国，1978年以来收集人口普查数据是非法的，因为这些数据可能用于种族主义政治目的。（这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副作用，即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有组织的种族主义。）

尽管有这些批评，但用客观的方式全面描绘一个社会的愿望意味着统计数据承载了各式各样的进步理想。把统计学作为一项公正的社会科学只是这些理想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关于如何将这些伟大的政治理想融入到这些技术中：“循证决策”的理想、理性，进步和基于事实而非浪漫故事建立起来的国家。

自18世纪末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派和共和党人热切希望国家计量框架可以产生更为理性的政治，为社会和经济生活带来显著改善。伟大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国家描述为“想象的社区”，而统计数据将这种想象变为了有形的事物。同时，他们承诺揭示国家的历史路径：发生什么样的进展？多快？ 对于认为国家朝着单一历史方向发展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直到革命后，法国才开始用统计数据来揭示国家状况。雅各宾派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计量和国家数据收集框架。世界上首个官方统计局于1800年在巴黎成立。由受过高等教育专家组成的中央干部监督数据收集的统一性，这也是中央统治共和国理想的一部分，旨在建立统一平等的社会。

启蒙运动开始后，统计数字在公共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用于媒体辩论，为社会运动提供证据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搜集和分析这些数据不再由国家主导。社会科学家开始自主分析数据，而其分析目的往往与政府政策目标毫不相关。19世纪末，伦敦的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费城的威廉·爱得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E.B. Du Bois）等改革者自主开展调查来了解城市贫困人口。

查尔斯·布斯和威廉·爱得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

要想知道统计数据如何与国家进步息息相关，不妨去看看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用单个数字计算的国家消费支出、政府支出、投资和贸易差额（出口减去进口）总和的估计值。想要准确预计这一数值十分困难，于是20世纪30年代大家开始努力计算这一数字，它像一道神秘的数学题引发了人们的探究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升了这一问题的国家政治紧迫性，政府需要知道国民生产是否足以维持战争所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一直遭受批评，这个单一的指标却仍然拥有神圣的政治地位，成为了衡量政府能力的最终晴雨表。如今，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社会进步还是退后的重要指标。

或者以民意调查为例，这是私营部门统计创新的早期实例。20世纪20年代，统计学家制定了调查受访者代表性样本的方法，以收集整体公众的态度。市场研究人员首先抓住这一突破，很快就促使了意见投票的诞生。随着媒体报道称这个新科学告诉我们“妇女”或“美国人”或“手工劳工”对世界的看法，这个新兴行业立即成为公共和政治迷恋的对象。

三、统计数据的“信任危机”

如今，投票被指责的一无是处。但这也部分源于自投票产生以来人们对其抱有的巨大希望。只有在我们相信大众民主的前提下，我们才会如此沉迷或关心公众的看法。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从统计数字里而非民主机构得知公众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民主制度相比，我们低估了我们从专业计算中所获得“公共利益”的感觉。

作为健康、繁荣、平等、舆论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统计数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集体以及事情是在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政治家们高度依赖统计数据来巩固其权威。他们经常过度依赖这些数据，过度利用数据证据，或是过于宽松地解释数据来为他们的政治事业服务。但这是公共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数据的必然危险，但这却并不一定会触发最近的对专业（统计数据）知识的全然拒绝。

当代民粹主义者对“专家”（此处指统计数据专家）的攻击与对当选代表的攻击在许多方面相似。在谈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时，为了管理整体的经济运行，政治家和技术专家统治者被认为未考虑到特定单一公民主题的感觉。统计学家和政治家都陷入了“以国家的角度看待问题”的陷阱，这是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名言，科学地谈论国家（例如在宏观经济学方面）是对那些更喜欢依靠记忆和叙事维系国家情感的人的侮辱，他们厌恶被告知不存在“想象的社区”。

对统计数据的信任危机并非突然发生。近450年来，统计学家的一项伟大成就是用可控、可理解的事实和数据来记录复杂、变动不居的国家人口。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政治和其后全球经济的重塑，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计人员并不总是能够跟上这些变化。传统形式的数据分类和定义正在面临流动性更强的身份信息、态度以及经济途径所带来的压力。这种试图以简单、普遍认可的指标代表人口、社会和经济变化指标的方式正在丧失其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