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990年国际元统计，在1820年，中国的GDP占到世界总量的近30%；到1950年，占不到5%。在这10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经历了断崖式的下降，整个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

1949年，中国现代制造产值仅占GDP的4.3%，农林渔业占55.7%，手工业占7%，识字率为20%，人均寿命35岁，人均收入不到100元；据1952年的统计，中国有6亿人口，GDP总值为679亿元，人均为119元。那时，中国的状态被称为“一穷二白”。

在美苏冷战的全球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员的中国，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苏联对华援助主要采取了四种方式，即提供低息贷款、援助重点项目、进行技术合作和在贸易中实施价格补贴。在1949年，苏联先后两次以年利1%提供贷款24亿旧卢布（折合6亿美元）；从1951年到1955年，先后以2%的年利提供了10笔共计56.5亿旧卢布（折合约14亿美元）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苏联的机器设备和各种材料。^【1】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共派遣了1.8万人次的专家，援助中国开始建设著名的“156项工程”，包括军工、冶金、机械、化工、能源、轻工和制药等一大批重点工业项目，由此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

苏联专家在华援建 图/兰州新闻网

中国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具有资本密度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特点，需要巨额投资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除了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启动、组织整个工业化的进程。^【3】因此，国家力量和国家政策调动的社会力量，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

即使在苏联援助时期，中国的基本发展方针依然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既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保持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也实行“大计划、小自由”，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支持城市工业化。

这些寻求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的自觉探索，形成了一种既不是苏式计划体制、也不是西方市场式经济，而是混合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具有体制弹性和中国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4】中国的工业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65年上升到452.6，1976年达到1274.9。经过前30年努力，中国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工业化基础、一定科技发展水平和广大受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恰巧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浪潮，两者结合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而中国内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跨国资本混合的市场经济体系。

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政府与企业两个主体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构成是三维主体，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系统组成的整体，因而具有超常的投资能力、超常的购买能力、超常的经济战略谋划能力。这些中国特有的能力与市场经济活力结合，实现了1979~2012年长达34年平均9.98％的超常增长^【5】。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混合经济体系。通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体系中呈现出国中有民、民中有国、中外资交叉存在、相互持股的复杂局面，特别是经过股份制改造许多企业是具有相互交融特点的混合型经济体。到2014年，中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比重为39%，私有企业占比为22%，外资企业占比为21%；国企占全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1978年为78%，2014年为30%；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0%，下降到45%；成为国有、私有、外资共存的混合经济体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