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于美苏两国的导弹产能相同，且现有的核数量已经达到了大规模确保摧毁（WMD）的水平，双方进一步扩军已经缺乏必要性，因此美苏最终在内外因素下于60年代末走上了谈判桌。而对于美国而言，将中国拉入军备谈判的框架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纵观近代史，从《华盛顿海军条约》到《中导条约》，深谙利用谈判桌争取优势的美国，是习惯于将对手拉到谈判桌上的。

但美国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一种“New Start”式谈判，并不感兴趣。笔者这里给出一个暴论：有苏一朝，美苏之间的核军控协议，从来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冷战热斗，而是被美苏两国领导人视作是“世界双雄”体位的象征，是“周礼”一样的“大国体面”象征。

谈完了跟核扩军有关的物质层面，笔者想谈一谈物质世界以外的层面。

美苏的冷战热斗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争斗，而作为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方，苏联人很喜欢通过展示核力量，来作为和美国人进行核军控谈判的筹码。而自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后，谈判本身则被赋予基于阵营对抗的政治意义和冷战环境下的道德高点。苏联的领导人往往会通过将美苏之间达成的各种军控协议——无论是70年代的《全面禁止大气层内核试验》还是《第一阶段战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作为一种“冷战一极”的阶段性成果展示给世界。

但对于苏联而言，不幸的是，这种军控谈判很快从单纯的国家利益或者阵营义务，转变为苏/俄领导人的个人诉求。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和《中导条约》（INF）的推进并非基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而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政治诉求。在苏军上下几乎集体反对苏共中央关于裁撤RSD-10弹道导弹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几乎是脱离苏军，在单独与欧洲媾和的状态下迫使整个苏联接受了《中导条约》。

这一媾和，后来被这位急于求成的苏共领导人写进其《改革与新思维》里，作为“改革派”的功绩高调宣传。与之相对的，苏军的军事需求在这种国际新闻头条的影响下，异化成了“保守派的祸国主张”，进一步加剧了苏联内部的离心离德。很难说当苏军抛弃整个苏共领导层的时候，《中导条约》在里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说，冷战末期各种核军控条约签署，恰恰是苏联政治不正常化的一种体现。而随着红旗落地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人则乐于通过将核军控“周礼化”，显示出“美国世纪”的世界秩序已经和红蓝争霸的50年有着本质区别。而从废墟中爬起来的俄罗斯依然乐于通过条约的形势，证明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大国。

这也是为何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和奥巴马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原因——俄罗斯和梅德韦杰夫需要美国为这个常任理事国的核地位进行背书，而奥巴马则因为这一条约，获得了如今特朗普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证明自己是一个“美国好总统”。

从1994年《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生效，到2026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具有法律约束力且附带核查机制的军控协议仅仅存在了超过31年，比笔者年轻。因此，我们熟悉的“相互核透明”，不如说是一个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高度制度化的军控时代的特殊时期。看起来，美俄这种“南北朝”的局面似乎应该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没有我们祖国崛起的话，这种过家家式的核条约应该成为和太阳日出日落一样的常识。

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复兴，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国尚未完成统一。我们的核扩军，正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宣布的一样，是为了复兴打下的“战略基石”。中国不是苏联，我们的核武器是为了祖国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了阵营优越感等“面子”存在的。一个没有完成祖国统一的国家，从任何角度讲，也不可能去追求所谓“超级大国”的脸面。

而在现存国际秩序下，美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像承认苏联是“超级大国”一样，给予中国同等但无用的“体面”。美国人能够给予中国最大的“体面”，就是默许中国完成未竟的事业——祖国统一，但这对于美国而言又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在国家情感方面，中国人民也不会像斯拉夫人和美国人一样，将“相互检查核设施”视作是什么胜利的标志或者大国的象征。我们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和不平等条约，而核武器从一开始就和民族脊梁和民族崛起强绑定。从1964年的一声惊雷开始，核武器就已然成为这个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而民族精神是不可交易的——不会有任何有尊严的中国人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什么“交易”。

这是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文化隔阂，正如赫鲁晓夫理解不了我们对于“联合舰队”的愤怒；以及卡特政府理解不了为何中国人无法接受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平等驻军”。笔者认为，在他们能够理解这种基于近代史而来的民族感情之前，我们没必要在这种问题上反思什么，正如笔者从来不理解苏联人为何会拿耗尽几代人心血凝结的核兵器去做基于大国赢学的谈判。

1999年，在北京美国大使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国人时至今日也很难接受有一支外军驻扎在国境线内——哪怕这是对等驻扎

国家感情之外，从技术角度而言，时代的发展也让基于90年代技术水平下New START式的核透明条约变得不合时宜。而悲哀的是，上到五角大楼和白宫的领导层，下到那些有名的当代军控学者，他们甚至不会考虑技术因素下的核谈判。

少数几个在技术问题上稍微有那么点脑子的文章，来源于著名的美国智库研究员Eleventh Decker，这位中国大西北导弹井发现者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的文章中表示，和美俄不同，中国的核兵器是为了核实战而部署的，大量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会被伪装或者隐藏在山区的秘密隧道里，在隐蔽状态等待核反击。

与之相对的，美俄的核兵器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因素下“光明正大”地部署在井、机场和核潜艇里。这种“核实战”的部署使得中国的官兵们天然抵触New Start式的互相透明核查——毕竟这会大大减弱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而目前的特朗普政府“自以为是”，要求建立中国无法接受的美苏式核查机制，这会让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

特朗普政府显然不打算在对华的核谈判问题上循序渐进。这个自说自话的内阁，在对华问题上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歧视。后冷战时代的对苏联解体等“黑天鹅”事件的守株待兔、新保守主义带来的宗教狂热、冷战余孽带来的重大意识形态冲突和逆全球化带来后现代仇恨，导致特朗普内阁在对华核谈判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可能总结任何一条有执行性的、不是基于仇恨的、可以说出口不被我方嘲笑的观点。

而在中美当前这种军事互信——尤其是战略武器互信几乎为零的状态下，我们的选择似乎很简单：没有正常人想回到那个核阴云笼罩世界的岁月。而当世界最大核霸权主义的权柄不是由期许和平的正常人把持时，势均力敌永远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最好砝码。

对于2026年的我们而言，旧的世界秩序本就和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样不合时宜，中国也没有什么必要给予这个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什么太好的脸色。在9·3阅兵已然震撼世界的当下，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走向和美俄平起平坐的核地位。正如毛主席一句老话说的那样：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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