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代表论。代表论最初出笼时，根本没有任何意图代表广大人民，无非是代表几十个，几百个封建领主，这与代表几百万、几千万、几亿民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小圈子内的代表与涉及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可能采取同样的方式。把代表极少数人的方式放大到代表亿万人民，是逻辑的巨大跳跃，其实没有一个说得通的理论。同意论也一样，怎么得到几十、几百人的同意，与怎么得到几千万、几亿人的同意完全不是一回事。

代表论还涉及一点，就是大部分选民在选举时可能很少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是选领导人还是选代表？领导人是有资质的，如公司的CEO、大学的教授等等，凡是有资质要求的，我们一般不会用选举。似乎没有什么人鼓吹用全民选举的方式选取阿里巴巴的老总，也没有什么人鼓吹用全民选举的方式选取大学教授。担任一个省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担任公司老总、大学教授难得多、责任大得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地方与全国领导人就可以通过选举产生。

用选举的方式选领导人需要一个中间环节，即政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党”与“派”同义，原本都是贬义词。西方早期的政党都是些很小的精英党，即议会里抽着烟斗的、高谈阔论的一群群男人。选举权扩大后，随着更多的人进入政治，发展出一些大众性政党。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政治学家开始发展出一种理论：大众民主必须以大众政党做基础。

政党之所以重要，一个理由是它们要发现、培养、推选政治领袖。这也就是说，每到需要选举领导人时，候选人不是普通民众推出的，更不要说有普通人担任候选人了。是政党来为普通人挑选未来的领导人。然而，到六十年代，西方的政治学文献就有不少讲政党的危机了。这种危机不见缓解，反倒是越来越严重。

今天西方各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政党危机，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美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传统政党衰落后，要么出现由传统政党推出的非传统候选人，如美国民主党推出的奥巴马，美国共和党推出的特朗普；要么出现由边缘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如法国的勒庞。这些人完全没有、或没有多少执政经验，指望他们能带来人民希望的变局，无异于缘木求鱼。

如果是选代表，那是另一回事。从代表论的角度看，选代表，我们应该选一批与自己相似的人，他们的工作、生活方式与我们差不多、想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很接近，这样的人大概能比较好地代表我们的观点。从同意论的角度看，如果代表是我们选出的，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同意由这些人来代表我们。

问题是用选举的方式选出的人往往与普通人不一样，是一批能说会道的、会打选战的精英分子，他们与普通民众根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很可能无法代表普通民众。最近多项实证研究已经清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用抽签的方式选代表，结果可以完全不一样。稍微懂得一定统计学的人都知道，随机挑选出来的样本可以代表整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