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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评陶涵蒋传——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上)
关键字: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日记中山舰事件宁汉分裂至于陶涵说,蒋去西安之前已经是受人欢迎的领导人,回来之后则成为全国的英雄(页135),也非实情。事实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学潮四起;之后他之所以受到全国的欢迎,正因他答应停止内战,共赴国难。若事变后仍然大举内战,全国上下岂能继续支持蒋政权?蒋氏当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而是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尔。至于说若无西安事变,毛或将逃亡到外蒙或苏俄,以及张学良自认犯了大错才送蒋回京云云,皆弹国民党正统观之老调而已。
图左:蒋介石 图右:张学良
陶涵说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然而不抵抗期间严重消耗国力的多次内战又作何解释?至于说一旦抗战,他便坚定不移(页146),亦非事实,此书根本无意深入探讨抗战期间蒋方与日方秘密和谈的详情。蒋命黄河决口,八十余万人丧生,居然说此举阻挡日军西进长达六年之久;蒋面对如此重大伤亡无动于衷,而陶涵竟说很少有领导人在大战中会有动于“衷”(页155)。
长沙大火是严重的错误决策,而陶涵只愿意说“可能是蒋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着又说蒋不曾下令摧毁将要沦陷的城市,又说蒋夫人写信给她美国同学,宣称火烧长沙不是蒋的责任(页160),于是陶涵照单全收蒋氏夫妇的一面之词。
国共合作抗日,乃大敌当前不得不尔,蒋介石虽不能也不敢公然决裂,然其“溶共”与灭共之心,未尝稍歇。陶涵承认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已将防共的重要性置于抗日之上。因中共发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与阎锡山围堵共党于西北一隅(页163)。当时国强共弱,弱者不会愚蠢到挑衅强者。震惊一时的新四军事件,目的就是要将长江以南的共军清除,然而陶涵单取一偏之论,认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军袭击国军而又不听命之故,以附和蒋方之言,又进而说毛与周意见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
陶涵并以其事后聪明说,各方对新四军之同情,中共大获宣传效果,就是毛所要达到的挑衅目的云云(页172-177),真是倒果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来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开天窗处所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蒋于同年1月30日在日记上得意地写道:“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过,诚如陶涵所说,此一事件其实使蒋得不偿失,反使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与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中国抗战不再孤立,并得到强大的外援,自此美、蒋关系恩怨不断,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命运。许多蒋传作者喜欢将美蒋关系聚焦于一些耸人听闻的人事上面,本书作者陶涵也不例外。最明显不过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国上任后,至其与蒋闹翻离职回美,此一时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笔下,几乎就是蒋、史斗争史,喋喋不休。
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主要是比较同情蒋,呈现褒蒋贬史的异趣,与梁敬錞等人的观点略同而已,但是事实就是这些,只能炒冷饭而已(页196-294)。这样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历史发展。作者若能从大处着眼,便知从珍珠港到中途岛,美国的策略是联合各方全力打败日本;中国已苦撑四年,敌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击日本的目标与利益显然相同。
然武汉失守后,由于地形阻隔,中国战场呈胶滞状态,蒋介石遂采防共优先于抗日的策略;美国参战后,蒋认为日寇已不足惧,共党才是心腹之患,于是处处试图防之、溶之、灭之,不免与美国欲结合包括共党在内所有力量打败日本的策略相背。当美国决定要武装共军抗日时,蒋再也不能“忍辱负重”,不惜决裂。蒋史交恶,若从大处着眼,实际上是美蒋在策略上的矛盾,只是史迪威直率无忌,对蒋甚不礼貌,称之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当面辱之,使得矛盾更为戏剧化而已。
(本文原载“经略网刊”微信公众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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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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