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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评陶涵蒋传——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上)
关键字: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日记中山舰事件宁汉分裂他说蒋在台湾二十五年仍然是独裁者,却又说蒋为台湾的现代化与民主奠定了基础;他说蒋“本质上不是一个残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页591),为了国家的奋斗与生存,有时必要作出残酷的决策,但又指出蒋异常的残忍,为报私仇不仅杀了杨虎城,而且连杨的稚子与秘书以及秘书的妻子都不放过(页416),滥杀无辜的妇孺,总不能说与国家生存有关。作者对于这些不一致的论述,全不处理。
陶涵对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认识既甚有限,而又不参考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蒋介石枪杀陶成章一案,已有定论;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之蒋介石先生》也不讳言杀陶,而作者仍谓:蒋自己暗示并未涉案,只是负起责任,以免牵连到陈其美云云。事实上,南京二档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已有云:“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自谓独认杀人之罪,以免牵累指示他杀人的陈其美,并不是说代人受过。作者既不解文意,复又画蛇添足地为蒋说项:“当天的报章杂志都未提到蒋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现场。”(页24)
严格而论,“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提法有点言过其实,以蒋当时的年龄、身份、地位,并没有杀陶的个人利害关系,他只是以小弟的身份替大哥陈其美执行杀陶的命令,但陈欲杀陶之心尚不如孙文之深刻,孙、陶交恶,历时既久,事迹斑斑,而蒋于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也自认:“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杀陶)而起。”
陶成章被刺杀后,孙在表面上谴责杀人并为陶祭奠,但明知杀手为谁,不仅不予追究,而且加以信任与重用。所以,按史学的理性与因果律来分析,蒋固然是直接为了陈而刺杀陶,间接也是为了孙而刺杀陶。作者陶涵也不得不指出,民国五六年间,蒋氏见不得人的事迹,颇多是在上海“随青帮从事犯罪活动”有关(页31)。
蒋是孙中山唯一传人吗?
陶涵视蒋为孙中山唯一的传人,亦非新见,如“蒋与孙单独在永丰舰上相见是他生平事业的转折点”(页41)这一段话,实据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见董书49页)而陶涵并未注明出处。然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与孙在舰上共患难的计有胡毅生、陈策、熊秉坤、杨虎等十五人,而蒋介石姗姗来迟,离舰时“一起离去”的也不只蒋氏一人,至少还有陈策、陈煊、陈群、黄惠龙等人,明显不是“单独”相处。
作者也不察,书中所用蒋介石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合照,孙之左右两边各少了一人,一边是何应钦,另一边是王柏龄,为了突显站在孙后的蒋介石,何、王都成了隐形人(变造的照片见页46)。陶涵不能细察也就罢了,还要为孙所以独宠蒋找没有根据的理由:“尽管蒋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个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务,例如了然俄国新社会的情况,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蓝图。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显然很诚实的人。”作者认为这些“素资”乃是蒋崛起的主要原因(页41),却不知何种人物才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
至于作者说孙死后,蒋具有比其他领导人有更多的追随者,他是孙中山的“第一号信徒”(second to none as a disciple of Sun Yat-sen)(页48)云云,更与事实不符。
蒋介石崛起的一个主要关键是中山舰事件,事件之前,虽然廖仲恺已死,胡汉民离去,但汪精卫仍是他的上司,即使在军事上,他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更不必说中共的潜力与俄国顾问的权势,都是他“出头天”的挑战,他在日记中一再表示有人要陷害他,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射;事变之后,这些挑战基本排除。这无疑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豪赌,蒋之所以得逞主要由于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不愿与这位“红色将军”翻脸。
所以这事件从理性分析与前因后果看,根本是蒋介石的夺权行动,而且侥幸成功。然而作者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蒋论,说汪精卫是“反蒋联盟的成员”(页56)。此论乃时隔多年之后,蒋介石所坚持的说法。吾人须知当时汪是革命政府的首脑,权位正隆,蒋曾刻意奉承,汪亦视蒋为亲信,有何必要组织联盟来对付一个下属?更何况事变前后汪正在生病,事变翌日蒋往探病,蒋日记有云:“见其怒气犹未息也。”
一个加害人似乎不会对被害人如此生气;二档馆秘藏蒋删去的一段日记,对汪如何“生气”有更露骨的描述:“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有信义之可言乎?”蒋于得手后得意之余写下汪氏骂他的气话,谁是被害人岂非再明显不过,后来蒋发觉会授人以柄,故而删除,删除之后自不再见诸原件,然删除留下痕迹,却极其难能可贵。作者陶涵如此重视蒋之日记,却不顾蒋在日记里明言往探汪病,却断然说“汪忽然托病迅速离去,前往上海而后转往法国”(页57),好像汪是畏罪潜逃似的。
中山舰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或牺牲者就是汪精卫,周德伟在《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稿中说得最为明确:“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藉以排汪而已。”说得很对。作者陶涵只能在不是实录的内容里打转,全无意了解一下汪精卫的处境与心情,也不知汪于去国前有一首充分透露心情的五言杂诗。
中山舰事件
蒋如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简短,几乎是蒋介石的个人秀,说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将领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挥下级军官(页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这位总司令的功劳。其实,诚如美国学者焦丹(Donald A. 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一书中所说,当北伐攻势已经取得成功后,蒋才在广州誓师。
攻克武汉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而李、唐在陶涵的笔下都是“军阀”。陶涵用李宗仁的回忆录说蒋在作战时如何勇敢沉着,却全不提蒋在长沙第八军军前坠马的窘态,其主观选择性之强,可见一般。当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军以少胜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主要得助于反帝风潮的扩大与大量俄援的到来。
攻克武汉后,正待大举北上,蒋总司令却决定回兵江西。陶涵说,蒋急于东下江浙,为了稳定武汉,发展经济(页63),有违史实。蒋介石日记所云:“余决离鄂赴赣,不再为冯妇矣”,才是真话。蒋不愿成就李、唐等“诸侯”的功业,故另谋发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惨败,还得靠武汉的“诸侯”以及俄国顾问前来相救,才获胜利。
蒋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党,明摆着要清除异己,稳固自己的权力。汪精卫应邀自法返国,蒋竭诚欢迎汪主席回国主持党务,并亲往迎接,力数共党阴谋,要打倒国民党,但汪往访陈独秀后,知并无此事,自无随蒋一意孤行之理,遂与陈共同发表声明,谋求维护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既定政策,决定由武汉中央处理,然后到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
汪又电蒋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然而蒋急不可待就发动四一二血腥镇压,与中央决裂,造成宁汉分裂。陶涵显然误解这段史实,说是蒋认为汪已正面响应蒋要清共,同一日却与陈发表联合声明,并一起潜赴汉口,蒋遂决定清党(页65-66)。陶涵除要为蒋找政变理由之外,还作假设说,若汪留沪与蒋一起反共,则汪可控制政局,蒋将永远无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页65),真是太不了解蒋,更不知枪杆子出政权的硬道理。
清党杀戮之惨,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陶涵似无必要说残暴与险诈双方都有,以淡化蒋氏所为。至于陶涵说只有数百共党被杀,显然不实;说周恩来虽被白崇禧抓到,但蒋命令放人(页66-67),却无直接证据,至于说周与蒋一直互通款曲,显然言过其实。蒋介石想要以武力解决武汉中央,结果兵败;徐州战败后,更是两面受敌,在压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认为蒋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 ground),而将自己前途置于不可预知的情况,不知蒋自南昌以来,以个人的主见、情绪、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别立中央诸多事实,显然是造成革命阵营内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实为再度复出之本。蒋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来?何“不可预知”之有?
蒋介石何时解散过特务?
蒋介石建都南京后,虽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但他坚持大权独揽,仍有党内与地方上的挑战。为了清除党内与地方上的异己,不惜大动干戈,所谓黄金十年期间,内战不绝。陶涵认为蒋所作乃国家统一所必须,然而地方诸侯都是他北伐统一中国的伙伴,党内同志更都是中山信徒,而必欲清除之,则显然为了满足个人独裁之欲望,容不得不愿从己之人。
陶涵不能否认蒋是独裁者,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蒋之手段也非目的”(页101);他不否认“蓝衣社”,但说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the Brown Shirts),辩称希特勒有特务二百万人,而“蓝衣社”于1938年解散时只有三百人(页102),蒋介石的特务何时解散过?戴笠为蒋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蓝衣社”不可能只有区区三百人。陶涵说蒋在演说或日记中从无希特勒或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称呼,又说蒋于1932年称颂法西斯的秘密演讲是日本人的宣传(页102),他不知蒋有1935年元旦秘密演讲,不但自称领袖,而且要特务们作为“领袖的耳目”(见蒋氏《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
陶涵不能否认特务谋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知识分子的具体事实,却说蒋可能不曾下令杀这些人,或戴笠未事前征得蒋之同意云云(页104)。按特务乃主子之鹰犬,鹰犬岂能自作主张?又说蒋即使会杀人,也是为了“中国的生存”(页105),又说共产党比蒋更残忍(页107),更进而说蒋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国以来最有权威的中央政府(页121),莫不以不确定或不真实的话为说。
抗战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终止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战争遂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斯乃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然而陶涵的结论是:此一事变“没有改变历史,蒋之决定才是定调”(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于是认为蒋于事件中没作任何承诺,回南京后他有另一次机会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解决共党问题,但是他不屑做(页137,142),这真是太不了解事变本事的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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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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