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活佛”被用来尊称德高望重、修行有成就的藏传佛教的僧侣。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一种宗教首领的传承方式。根多活佛，您在四岁时就被认定为昌都强巴林寺四大活佛之一，并接受了坐床仪式。从那一刻开始，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作为活佛，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根多活佛：本人四岁开始被认定为昌都强巴林寺第六世谢文·根多转世活佛。

在我小时候，学习文化知识是首要任务，因此我开始广泛学习各种文化课程。

长大后，我参加了藏传佛教的各种仪式。作为一名活佛，普度众生、为众生谋福祉是我的使命。

刘欣：您一九五九年离开西藏时才七岁，当时为什么要离开？

根多活佛：在六岁后的那一年里，我担任了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虽然我那时候很年幼，但仍坚持参加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例如，在我当选昌都解放委员的一年里，我还参与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民主改革工作。

当时十到十五名贵族子弟有机会得到政府资助，前往北京念书。

但是我的父母亲朋都不知道实情，他们坚决反对。他们害怕去了内地就再也回不来了，就一辈子离开了家乡。

因为这些误解，我们搬去了印度。

国家对我们关心备至，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同样心存感激。

刘欣：您先去尼泊尔和印度生活了十多年，然后又在瑞士生活了四十年，我知道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么多年，但您能不能试着简单说说，在国外的那段时间您是什么心情？主要遇到过哪些困难？

根多活佛：正如我刚刚说的，我特别享受担任解放委员的那段时光。但因为我父母的误解和顾虑，他们把我带去了尼泊尔和印度。我们那时在异国他乡过得很辛苦。

后来我去了瑞士，那儿的生活条件虽说不错，但我对家乡的思念和祖国的热爱从未动摇过。

刚到国外的时候，我总是通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等来缓解思乡之情，关注家乡发展。

后来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一九八四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之后去了内地。

根多活佛：回国后，我发现西藏开展了大量基建工程， 如修建道路、修缮寺庙等。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我感到非常开心和激动。

刘欣：那次访问之后，您在瑞士又待了二十七年才搬回西藏，是在什么时候，又是什么令您做出这个决定？您的家人、瑞士当地朋友和藏胞支持吗？

根多活佛：一九八四年首次回国时，中央统战部、阴法唐和帕巴拉·格列朗杰等西藏自治区领导呼吁我回国（定居），他们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海外藏胞的各项帮扶政策非常优越。

当时我非常想回国，但是我的两个孩子刚刚八、九岁，还在上学。我不能抛下他们不管，所以必须要等他们完成学业。

二零一一年，我的两个孩子都二十五岁了，他们顺利毕业，参加工作，能够自力更生了，我也就安心回国了。

刘欣：您刚才提到您回来的原因之一是看到当地政府在佛教场所上的持续投入和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您能举一些例子吗？您认为外界了解这样的政策吗？如果不了解，原因何在？

根多活佛：一些国外媒体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宗教自由和宗教政策，这是国外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挑衅和煽动。

即便咱们国家做得再好，他们也不会就此罢休，还是会煽动舆论，对中国指手画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刘欣：这十年里，您觉得昌都和整个西藏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您观察到当地民众对这些变化有什么感受？

根多活佛：我回国已有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改革开放迎来了四十周年，我最欣慰和感动的是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0年7月29日，西藏昌都市夜景/ CFP

在这样的巨变之下，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们更加幸福。

逐一介绍是说不完的，我就举些简单的例子，比如在交通、医疗、教育、环境保护、脱贫攻坚等领域，你都能看到国家对西藏的大力扶持。

总之，西藏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感到非常开心。

我去过欧洲和美国，我是有发言权的。我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西藏和国内一些地方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

刘欣：您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

根多活佛：例如，美国的医疗保险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普通民众很难享受到。

当时国内说要建立医保体系，我都不太敢相信。但后来医保体系正式建立起来，我非常吃惊，也倍感自豪。

美国也没有高铁。当我去到美国时，我心想，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各项设施应该很先进。当时我打算坐高铁，但是却被告知美国根本就没有高铁，只有普通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