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香港第五波疫情肆虐，医疗资源面临挤兑压力，外部输入和社区传播并行，深圳湾口岸“逃港潮”居高不下，动态清零目标面临前所未有之压力和困难。

中央因应“一国两制”框架和港府需求，提供日益增多的国家级援助，广东等地方亦行动起来。

现在是香港抗疫的决断时刻，需要港府和全社会果断执行，共同承受暂时阵痛，才能闯关成功，真正实现“动态清零”。这是对“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的历史性考验，是大政治和大方向问题。香港不能轻率和侥幸地企图躺平，与病毒共存，那样就不仅是抗疫失败，更是民生困顿以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上的决定性失败。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开局之年，承受不了那样的失败及其长期代价。

2月11日，香港新增约1325例确诊病例，再创新高，香港市民排队做检测，图自香港特区政府网站

对香港特区政府错失防疫“黄金时机”的指责，代表了对其抗疫失误的一种批评意见。我认为这种批评在客观事实和疫情风险面前是有道理的。香港抗疫模式在过去两年有过不同的探索和经验，港府对内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学习、借鉴和参照，在前四轮疫情爆发与防控中有值得肯定的成绩，并一度接近与内地“通关”的标准。但如今功亏一篑，非常遗憾。   从“一国两制”授权与自治的角度来看，抗疫属于特区政府自治范围的事务，由特区政府负首要和主要责任，只有在特区无法处理的条件下才可寻求中央援助。寻求中央援助的具体时机、方式和支援形式由港府提出，中央统筹决定。

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中央对支援香港持一贯的开放立场，如同中央对内地其他地方的抗疫援助一样。事实上，在前四轮抗疫中，中央已因应香港需求实际提供及协调地方支援过香港有关物资、人员及指导抗疫方案。

第五次疫情爆发及其失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香港在中西方两种抗疫模式之间左右摇摆，防控体系和动员能力未真正达到内地“动态清零”标准，导致清零时机延误和疫情扩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风险，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存在决策和执行的失误；

其二，Omicron变异毒株传染力更强，外部输入和社区传播风险更大，但社会层面呈现抗疫疲劳症，防疫部门官员也存在执法漏洞，二者叠加造成了实际的疫情失控；

其三，在疫情已经呈现失控条件下，特区政府只是一般性收紧防疫要求，尚未下定决心进行全员检测、隔离与实质性清零，仍存在一定的摇摆和侥幸心理，这是需要批评和督促的，否则即便中央支援的物资和人力齐备，在执行上仍有巨大漏洞和风险。

与内地实现通关是香港抗疫政治的最大考验，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样可以保证香港融入国家大局不掉队，可以持续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激活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并结构性缓解香港民生之困。

如果固执于跟西方通关，固然满足于放松抗疫的“病毒共存”逻辑及执行负担，满足了包括公务员及精英人士在内与西方的利益和交通的重新连接，却辜负了香港广大基层民众以及国家战略上的正当期待，与新时代“一国两制”基本精神背道而驰。下决心与内地通关，香港防疫只是“艰苦”一时，否则香港的民生和战略发展利益都会付出长期代价。

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关民生正确，也事关国家政治的正确。

我讲的民生正确，是指香港多数人口没有能力依赖和西方通关而过活且改善生活，但与内地通关却可以大面积覆盖到这些人口的日常经济、生计以及在内地就业和发展的机遇，包括内地消费人群来港的经济红利。而所谓的国家政治的正确，指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长期利益，不与内地通关将导致香港错失融入发展的战略利益，并累及香港众多社会阶层的发展利益。

2月7日晚间，“火眼实验室”在香港马鞍山体育馆重新架设。图自深圳卫视

香港抗疫的摇摆和失误，有管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之根源：其一，香港公务员、甚至一般社会精英习惯于崇拜和追随西方价值和模式，不相信国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续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并不真正愿意回应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其二，香港的精英层与西方利益过于深厚及密切，决策与执行优先面向与西方通关，对与内地通关存在犹豫和软抵制，造成与社会民众利益及国家战略利益的严重脱节；

其三，西方在香港存在大量利益和影响力网络，有强大的游说甚至牵制性力量，对港府决策施加有形无形的压力，客观上也需负上一定的消极责任。

港府现时采取的收紧社交距离与增加检测量的措施仍属于常规应对措施，预期无法阻止病毒扩散及疫情升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缓解。如果仍以动态清零为政策目标，就必须一方面动用特首的自治紧急权制定全员检测、隔离、接种疫苗的防疫规例，另一方面正式请求中央全力援助，结合中央与全社会力量进行抗疫闯关。

社会配合是动态清零的关键条件。西方社会也尝试过清零，但由于个人主义根深蒂固，社会自私而不自律，不愿意为集体和他人作出利益和权利的部分牺牲，导致系统性抗疫失败。事实上，与病毒共存是需要付出“淘汰部分人”的严重人道和人权代价的，是抗疫失败的无奈之举，绝不是优选路径。香港社会有个人主义基因，也有社会自律和集体互助的东方文化因子，港府和社会领袖应做好抗疫动员和心理引导，才能推动社会与政府一起实现清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