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迪欧洲资产管理公司的大中华区主席钟晓峰说：“政府认为，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和外国银行可以代表一种新的机构投资者和一种新的市场参与者，他们拥有最好的效果、完善的流程和良好的标准。”阿蒙迪公司去年获得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外资控股的财富管理合资企业。据钟晓峰称，阿蒙迪公司已经与中国银行合作推出了20多种产品，并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营业额。

施罗德公司在2月份获得批准与交通银行合作。该公司的全球分销主管利芬·德布鲁因（Lieven Debruyne）说：“资产管理合资企业真正吸引我们的是，它首次允许管理人员更直接地进入那些由中国大银行多年来建立起的大型财富管理储蓄池。”

在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兴起只是储蓄行业版图的一部分，同时共同基金业务也在扩展。从去年开始，摩根大通等外国公司现在可以完全独立经营这些业务，并且改革养老金制度。

本月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几十年以来的最低峰。65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占总人口的13.5%，而2010年只占8.9%。

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的陈女士说：“中国的退休问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严重。”她补充道，中国迫切需要帮助人们进入“我需要为未来储蓄”的投资心态。

一种 “控制的谬误”

对于国际投资公司来说，中国市场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机会。虽然欧美市场的反弹在短期内提升了他们的收益，但他们在欧洲和美国这些高度成熟的市场上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挑战。

“从根本上说，中国是财富增长的地方。”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富和资产管理合伙人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如此说道。

但他也表示，虽然迄今中国的监管机构和西方公司一直在务实的基础上运作，但最大的风险是政治环境的变化。格雷说，如果外国公司违反了监管机构的规则，他们最终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迫成为“你所创造的东西的卖家”，或者在汇回收入方面遇到问题。

“进入一个不同的市场，你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当地监管机构的摆布”，他说，“当你不是当地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时，就没有政治上的保护措施来防止监管机构对你实施一些比当地的参与者更严厉的措施。”

“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但在你的脑海中会有这样的想法：会出什么问题呢？”美国晨星公司的高级股票分析师格雷戈里·沃伦（Greggory Warren）说，“在中国，规则和政府态度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美国华尔街的标志——华尔街铜牛  视频截图

资产管理咨询公司“咨奔商务咨询”在上海的董事总经理彼得·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指出，在与中国银行合作时，何为他所谓的“控制的谬误”。他表示，一些外国公司受到“短期思维”的驱动，急于分享利润。

于他们而言，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往往强调长期转变。配额制度意味着中国的资金外流受到严格控制，但企业希望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将中国的储蓄资金推向全球市场。高盛集团预计，到2030年，中国家庭的可投资资产将达到70万亿，它计划向其客户提供“跨境”金融产品，而摩根大通集团也指出了中国资产的“全球潜力”。

“中国投资者对全球离岸市场的重视程度不足。”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资产管理总经理德西蕾·王（Desiree Wang）表示。

政治风险

抛开商业逻辑不谈，华尔街对中国的市场的热情与两国的政治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华盛顿，对美国金融业与中国的合作的审查正在加大力度。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本周表示，华尔街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中国结合”。他说，在“谁将决定21世纪的进程”的角力中，这种“脱节”是“我们国家的最大弱点”之一。

前几届政府试图推动美国公司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这反映在了去年两国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但目前仍不清楚拜登新政府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他对“以雇员为核心（worker-centric）”的贸易政策的重视。

康奈尔大学的中国金融专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西方公司现在对在中国做生意“不再抱有幻想”，即使他们仍然对中国日益富裕的公民垂涎欲滴。

他说：“这些公司将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以免陷入困境。”他又补充道：“虽然他们仍然有‘强大的游说机器’，但他们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能力已经极大地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制约。”

在周四的国会听证会上，当金融主管们被问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时，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说，中美关系“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

“有些地方我们显然是合作的，但有些地方我们又是对立的，”他说，“我们试图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驾驭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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