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没有预先准备好的方向，但得有准备

澎湃新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可能是需要星星之火来燎原，需要每个学科都有一些领军人，他们在里面扎根，带起了一批年轻人涌进来，形成一种氛围。

杨振宁：对。可是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前沿多得不得了。现在有很多我年轻时不存在的科学，比如说材料力学。我们念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叫材料力学。实际上花样很多，每个花样都可以有新的东西发展起来。这其实是代表，要想在一个科学发展很落后的国家，搞出来最成功的研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澎湃新闻：这么多前沿的方向，对国家来说，它怎么判断是需要在这个项目上投入得多一点，倾斜一点，另一个项目稍微少一点？也就是说怎么把有限的科研资源效用最大化？您怎么想呢？

杨振宁：你讲的正是最难的问题，而且我不觉得有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这样，你如果知道有什么应用，你就冲着这个应用方向走，这个决策比较容易。你觉得需要做更好的坦克，于是你就发展更好的钢材、更好的火药。可是基础科学呢，常常不是系统地在那发展，就像青霉素就不是系统地发展出来的。像这种怎么能够发展呢？这是难题。

澎湃新闻：所以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吗？有很多偶然性。

杨振宁：大概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讲“不可求”是讲得过火一点，应该说，不预先准备好小的方向，但是还得有大方向的选择。

澎湃新闻：您刚才也提到应用导向的研究。现在中国也很强调这一点，但这是不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础研究的发展呢？

杨振宁：是这样，我想中国政府非常了解，有些是非常清楚需要发展的方向，比如国防工业、钢铁工业，那么就向这方面投资，训练这方面的人才。这个我觉得中国做得很好，所以才能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搞成现在这种状态。中国自己也知道很成功，外国也很羡慕这种成功。但是现在中国可能有些着急，为什么我们最基础的科学发展得这么慢呢？我刚才说了，最主要的还是“传统”没有发展起来。

这个“传统”怎么发展呢？现在又出了新的问题，因为现在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很多，生物是一个大的方向；天文，现在贵州也搞了一个大设备；高能所要搞大对撞机；气象的人也有他们的计划；数学和应用数学也有计划。好，那么就出了一个问题，钱是有限的，人也是有限的，怎么分配呢？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说要做大加速器，叫做SSC（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超导超级对撞机），当时已经动工了，前后搞了十年，在德克萨斯州搞了一个大隧道，已经花了30亿美元的样子。后来它老要超支，所以美国国会就说这东西是无底洞，不能再继续下去，就把它砍掉了，大概是1992年的样子。这整个现象代表说是，美国当时对于这样大的计划，它的筹划体系出了毛病。

澎湃新闻：听说清华高研院没有经费申请、论文指标等要求，是吗？

杨振宁：对于我们内部没有，不过我们研究人员可以到国家自然基金会去申请经费。因为我们有够多的经费，所以他们所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澎湃新闻：这其实也是国内很多学者所头痛的地方。

杨振宁：我们没有做实验的人，花钱多的、必须要申请经费的人都是搞实验的人，因为做实验动不动要几百万美金的设备，所以要去申请。

没有实验研究才可以有精简的小研究所。我们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可是当然从全国全面发展来看，必须也要有大的研究所。基础科研怎样全面发展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15年前预测芯片、生物工程是大方向比较容易，今天再做预测要复杂得多

澎湃新闻：15年前，您有个预计，说：今后三四十年全球科技发展的重点将继续向“技”方面倾斜。而科学应用研究发展最快的将是芯片、医学与药物和生物工程三大领域。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大方向。当时您是根据什么做出来这样的大局判断？

杨振宁：我想在当时，做这个判断比较容易。那么到了今天这个程度，问前沿的发展哪个方向更对？尤其是现在每个领域钱都花得厉害了，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澎湃新闻：那您现在有一个预计吗？未来的10年、20年，什么可能会是自然科学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杨振宁：我只能讲我自己所比较熟悉的，我熟悉的当然是物理，我猜想今后十年、二十年，物理会有很多多方面的发展，但是基础物理学恐怕不会有像一百年前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样的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