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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宪制视野中的长城
关键字: 苏力长城宪制神话长城大一统这一决策事实上增加了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弱化了唐朝防卫农耕区域的能力。作为弥补,唐睿宗时(公元711年)开始在北方边陲地区设立扩充了防戍军镇,设置了长驻且专任的节度使,统率当地军、民、财三政。这违反了和平时期军政分权这一传统的中国政治教训和制度。
不仅如此,由于没了长城,就需要协调漫长边陲各区域间的军事防御。唐便以一镇节度使兼任其他两甚至三镇的节度使,使边陲地区的军政权力进一步集中。没有长城,还必须增加北方边陲的驻军,这引发了军费和粮草供应的紧张。为缓解军费压力,唐实行了募兵制,军队财政均由各节度使自行筹措解决。这等于边防军私人化了。所有这些在没有长城条件下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制度和措施,累积起来,导致边镇军事将领权力膨胀。
如安禄山一人就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管辖区从如今辽宁的朝阳到山西大同,下属数十万日益私人化的军队,手握地方行政和财政大权,尾大不掉,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势力自此兴盛起来,河北三镇事实上已成割据。黄巢起义后,部分实力雄厚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实际已成高度自主的王国。唐亡后,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了中原,形成五代王朝。其中至少三代,即后唐、后晋和后汉,由西突厥的沙陀族建立。北方另一游牧政权契丹也趁中原内乱南侵,建立了辽国。
但这才是中原农耕区所受的威胁和苦难的一个序幕。公元936年,五代十国中后唐的石敬唐认契丹皇帝为父,出卖了从山海关直到雁门关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其称帝。这一事件影响了随后中国政治格局长达400多年。这十六州地处太行山东部、北部和西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失去了它们,中原王朝的粮食主产地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新浪博客
北宋统一中原后,曾试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宋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法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中原王朝。整个华北无险可守,积弱的宋朝一直为边患困扰。统治中国东北和华北的辽(契丹)和金(女真)军队先(1004年)后(1127年)南下,穿过华北平原,或威胁,或攻占了北宋首都开封,宋徽、钦二帝被金国俘虏。宋朝廷只能渡江南迁杭州,建立了南宋。【14】
1213年,燕云十六州为蒙古占领;之后,忽必烈大军南下,建立元朝,先后灭金和南宋,中原又一次全面为北方民族统治。一直到1368年,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北京,中原王朝重新控制了燕云十六州,控制了沿前朝长城的北方边陲要地。
从大历史视角看,如果说秦汉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制度意义,那么从唐睿宗设节度使开始的长达65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自然实验:在冷兵器时代,不依赖长城,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结构整合以农耕区为核心的中国。结果无情,战乱迭起,死人无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80%。
如果仅看王朝更迭和中原战乱,长城确实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游牧民族南下的政权更替,中原民众未能逃过一次次劫难。但这种看似后果主义的对长城制度功能的理解是偏颇的,甚至是非后果主义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种绝对保险的制度,长城实现其功能自然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即中原王朝的有效治理。长城不可能替代其他。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关切的,其实是天下无数生命脆弱且短暂的苍生“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卑微视角。应当将一些不曾发生但完全可能发生的有关人和事的想象纳入对制度功能的评判考量。
不曾发生不等于从来不会发生,很可能只是因某些努力、某种对策、某个制度甚或某个人避免了其发生。因此,恰当的思考就一定要界定并考虑那些“不在场”的因素。【15】或所谓“脑补”。评判长城的底线因此不是不修长城会少了多少“将军白发征夫泪”,少了多少“悔教夫婿觅封侯”,会有多少农民安居故土“你挑水来我浇园,你织布来我耕田”,他们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农耕区民众的幸福指数会增加多少;而是,若不修长城,无人戍边,这些“被”幸福的农民,会有多少人,有多大可能,会额外地成为“两脚羊”?【16】
再宏观点,如果没有长城,这个农耕文明会是何种形态,何种规模?甚或,还一定有这个堪称辉煌灿烂并令今天的我们自豪的中华文明吗?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脱离许许多多具体的人、事、物而单独存在或持续。若无长城,这个号称人类持续了最久的华夏文明,如同比中国文明更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样,被后起的或周边的其他文明灭了,也并非不可能。
这种历史事件在世界各地其实比比皆是。被马其顿征服之后,古希腊城邦便永远消失了。继承希腊文化的罗马人,则被驰骋奔突于欧洲大地的阿提拉军队横扫。这些被称为“上帝之鞭”令欧洲人胆战心惊的匈人,据说只是被卫青、霍去病特别是窦宪击败西窜的匈奴后裔!【17】
长城保护的是农耕文明,但还必须注意,修建并利用长城的,并不只是中原农耕民族!后代许多入主中原的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如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为防护柔然、突厥和契丹南下,也曾多次大规模修缮甚或重建长城。【18】即便未修建长城的,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放弃了长城的军事用途,或低估长城的军事价值。
清朝是来自东北的畜牧渔猎民族,又有牢固的满蒙联姻。康熙甚至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19】但实际上,鉴于“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溯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20】康雍乾时期,在东起辽东,西迄甘凉的明长城沿线,清一直部署驻扎了重兵,构建了针对北方的完备防御体系,其严加防控的对象恰恰是满族的政治盟友,曾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蒙古人!【21】
如果长城对于历史中国的构成,对于中华文明的生长发展,意义如此,那么,还怎么说其可有可无?!有些决策及其实践,仅因其对国家影响深刻和久远,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注定是宪制的,甚至无论其成败,也无论其被视为军事、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甚或文化!长城就是其一。
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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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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