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新闻自由不但未能发挥遏制病毒的作用，相反却成了病毒传播的帮凶。它不但没有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真相，相反被误导。北大学者张千帆结论错误的原因就在这里。

新闻自由意味着任何立场和观点都可以自由传播，这给了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极端立场以传播的机会。它不仅可以有效消减主流的理性声音，并能够成功取代它。从现实来看，越是非理性、离经叛道的极端立场越容易传播，越是诉诸仇恨、推卸责任的观点越容易接受，特别是在那些利益受损的群体中。

比如美国已经进入金融化、自动化和信息时代，制造业在美国占比不过10%，对于广大受损的制造业群体来说充满了愤怒和不满。要他们接受现实的理性解释显然行不通——你说这是历史发展趋势，淘汰是必然的，需要加强学习和培训跟上时代进步，他们怎么可能认同呢？但如果有人讲这是因为政治人物腐败和外国勾结，出卖美国利益，把工作机会给了外国，或者干脆说这是非法外来移民造成的，我们要把它夺回来，把他们驱逐出去，我们要建墙不能让他们进来。这样的话自然会引起强烈共鸣。

中国人经常讲邪不压正，但在舆论场正好相反：越是低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观点越易被传播。

第四则是市场化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媒体品质下降，走向低俗。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美国，法国还没有这么严重。

西方媒体除了政府创办和控制的以外，其他都是市场化运作。媒体竞争本就激烈，再加上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崛起，生存更是艰难。包括《时代周刊》这样的老牌媒体也早就破产被一卖再卖。

为了生存，西方的媒体不得不尽办法吸引眼球，扩大受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低俗。曲高和寡在任何国家都是规律，低俗自然降低了媒体的品质，也降低了它的公信力和监督的能力，甚至在政治议题上饮鸩止渴。

2016年特朗普能够赢得大选，和这些媒体在市场压力下的取向有莫大的关系。虽然多数媒体反对特朗普的政治观点，也反对这个候选人，但它们发现只要新闻沾上特朗普就有收视率、点击率，就能吸引人。于是所有的媒体都把特朗普放到报道焦点，不管是批评还是支持，这种做法迅速的扩大了特朗普的人气和知名度，等于变相为之做免费广告。

第五则是西方社会阶层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中产阶级成为少数，最穷和最富的人加起来成为最大群体。这除了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外，还导致媒体与大众的脱节。媒体人属于传统精英阶层，也属于中产阶级。过去他们的理念和看法可以认为是代表国家主流，但在新的时代，他们沦为小众。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化，还自我感觉良好的充当国家代言人。这就是为什么2016年美国大选，多数媒体完全预测失败。

媒体这个群体本来就毕竟偏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比较无感，他们很难理解铁锈区民众生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一个群体一直穷也无所谓，或者从穷到富也可以，但唯独从富有到贫穷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也最容易走极端。反倒是特朗普敏锐地抓到这部分民意，并借此赢得选举。

2016年我在美国观摩选举，印象最深的是特朗普造势现场的狂热和激情。这除了特朗普民粹主义特点外，也和这个群体极端的境况有关。

法国媒体在疫情中主要有两大错误。一是没有从效果上去评判中国抗击疫情的措施，而是以价值观为标准。结果影响了民意和政府，使得法国行动迟缓，难以迅速采用中国成功的方案。二是当法国疫情爆发，立即开始甩锅中国，推卸政府责任和压力。按西方的说辞，媒体本应该是自我反思和批评才对嘛。

媒体有立场和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很正常，但不能因此而无视事实，否则只能害人害已。

只是当主流媒体与社会脱节，它还怎样去发挥监督作用？

最后要说的是西方的新闻自由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在涉及民族、宗教等问题上往往导致矛盾激化。

法国刚发生的历史老师被害就是如此。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引发全国激愤，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不得不跟进高调表态。结果后果就是：激化了法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增加了双方的对立与仇恨、进一步破坏了法国的族群融合、扩大了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影响，还助长了极右势力的扩张。

教师塞缪尔·帕蒂（Samuel Paty）遇害后，法国民众走上街头对他进行声援，并支持所谓的言论自由（图源：BBC）

伊斯兰合作组织表示，某些法国官员的言词会损伤法国和穆斯林人的关系。多个伊斯兰国家卡塔尔、土耳其、伊朗、约旦、科威特等国陆续呼吁民众不要再消费法国货。科威特近430家旅行社暂停客机飞往法国。不仅如此，卡塔尔大学周五在推特上宣布，由于“蓄意攻击伊斯兰及其象征”，法国文化周推迟举行。

最严重的是土耳其，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有关法国总统用如此的方式对待国内穆斯林人，首先质疑他的“心理健康”并邀请他“寻求治疗”。为此，法国政府召回大使以示抗议，这是进入现代以来两国首次如此对立。

其他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总统、摩洛哥政府都谴责马克龙的发言，就连法国中东的盟国沙特也加以谴责。在孟加拉国，上万人在达卡游行，呼吁抵制法国产品，焚烧马克龙的肖像。其中一位示威领导人说，如果不把法国大使赶走的话，他们要把使馆的每一块砖都拆掉。另一名负责人则说，马克龙是国家领导人中喜欢撒旦的那一位。

法国收留了数万车臣难民，但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照样猛烈抨击马克龙，说他把穆斯林人推向恐怖主义。他指责马克龙把冒犯近20亿穆斯林人的行为称作言论自由，还想改变他们的信仰。

国内则是法国数十个网站遭遇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黑客袭击，黑客将警告性的语言贴到这些网站的主页上。页面上显示出如下信息：所有虐待真主使者的人必将受到惩罚。此外连续有市长遭到被砍头的威胁。

事实证明，在一个分裂的国家，新闻自由不但不能弥合分歧，反而令分裂日益扩大。

应该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任何自由一样，都是有条件和边界的，也都有其局限性，切不可将其神圣化和万能化。即使按照西方的逻辑，媒体是第四权，但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限制。曾有一个网友举过一个例子：我的金鱼在鱼缸里很自由，它也可以跳出鱼缸，它也有权力这样做，但代价就是生命。做为比喻，它还是很有价值的。

前美国参议员莫尼汉曾说过：“观点可以因人而异，但真相不能因人而异。”但今天美国，真相也因人而异，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真相之中。西方的新闻自由走到今天这个境地，其中的教训实在令人沉思。

联邦最高法院布兰代斯大法官（Louis Brandeis）曾指出过：一个充分知情的公民集体是民主的基础。如果人民有渠道获得正确的、真实的信息，有时间理解、分析这些信息，人民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是新闻自由为什么在民主体制中至关重要。

可是这位大法官提出的这些条件在西方还存在吗？多数民众还能获得正确和真实的信息吗？不能获得正确真实信息的民众还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吗？那么，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条件下的政治制度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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