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西方代表的美国，据CNN4月22日的统计，特朗普1月以来至少称赞过中国的抗疫表现37次，与此同时他不断淡化疫情，无视甚至否认新冠肺炎的存在。结果当美国成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后，就要把责任推到中国和世卫组织身上。甚至当本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本国顶级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也指出病毒不是人为制造，更不是来自中国的试验室，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仍然一再公开坚持已见，特朗普甚至面对媒体质问直接回怼：“我不能告诉你证据是什么”。

究竟是西方文明衰落沦落至此，还是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本质？西方这样的表现难道还不能唤醒所有的人吗？

今天还是个特殊日子：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的诞辰。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影响了全世界，也包括中国，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马克思主义和民主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相对而言，西方民主进入中国更早。不仅其理论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关注，甚至在制度上也两度进行尝试——一是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戊戌变法，也包括清末新政，另一则是美国共和模式的中华民国。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则是苏联的十月革命之后。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令人吊诡，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和包括西方民主在内的各种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把中国革命带向一个新的阶段，也终于实现了自1840年以来整个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何以同是来自西方，一个在中国走向胜利，一个尽管有先发优势，却仍然归于失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但在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小农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无产阶级相当薄弱，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何以历史仍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要想理解今天中国政治制度模式，就必须探究个中奥秘。

现在普遍的解读是，由于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致使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低潮期，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错，外因十分重要，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我们还是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本身寻找真正的答案。

根据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李泽厚看来，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令有着自己长久传统和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接受如此现代、新颖和西化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有关。更何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变人的理论。包括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几个原因：

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地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

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直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甚至不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学也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

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从而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更何况儒家本来重视实践而不是像西方一样的抽象思辨。

可以说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将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高度凝聚起来，掀起了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的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非比寻常，比如（地主和资本阶层的消失）带来的社会平等、妇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等。这种能量也体现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刻，却能在境外和当时最强大的美国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