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如果有人敢于挑战体制，特别是和国外势力牵连，则会被整个社会所排斥，既找不到工作，也失去各种福利保护。就再也生活不下去了。2008年中法关系严重逆转，全球大名鼎鼎的“记者无国界”创始人、一直担任秘书长的梅纳尔先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激烈反华的行为损害了法国的国家利益，他当年9月30日突然被迫以“健康原因”辞职，从此在法国消失的无影无踪。他辞职后去了一个毫无新闻自由的世袭君主制酋长国卡塔尔，担任一个新成立的自由信息协会的负责人，不到一年就由于无法开展工作而再度辞职。如此一个全球闻名的组织——获得过欧洲萨哈罗夫奖——的领导人（还获得过美国电视艺术学院、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各种奖项）就此消失了，连一个水花都激荡不出。后来他虽然又重回法国从事媒体行业，但再也没有昔日的风光。再到后来从政，得到民粹和排外的极右政党支持----真是令人讽刺。现在维基网站与此有关的中文网页都没有其辞职的内容，法文和英文则都回避其辞职的原因。

“记者无国界”创始人罗伯·梅纳尔

这和中国如果有人挑战体制，一定会得到西方各种声援，更会获得各种大奖，名利双收完全不同。

昨天日记说到法国5月11日托儿所和小学要开学，哪怕是疫情严重的红区也一样。国内的朋友或许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托儿所、小学这么要着急开学？他们自律性这么差，难道仅仅是因为医学证明未成年人比较不怕传染吗？其实这背后有文化的差异。法国的家庭文化，孩子成年以后父母就不管了。所以年轻人的孩子是只能自己照看。如果他们不去上学，父母就不能够去上班，而且父母也不能把他们单独留在家里，这是违反法律的。唯一的办法就只好先让他们开学。反对党质疑的对：教会活动都被禁止，十个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怎么小学就能复课呢？

大家可能还有一件事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欧美这些富裕的发达国家这么着急要开工上班，难道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这么差吗？这又是一个文化的原因了。欧美普遍都不储蓄，他们的收入扣掉各种的税费到月底也就是基本光了。他们或者是没有这个储蓄的习惯，或者他们没有能力储蓄也好，或者说他们就喜欢享受，总之他们都没有余钱。所以疫情发生之后，抗风险能力很差，政府不得不马上给他们提供特殊的失业补贴，现在法国领这种失业补助的超过1100万人，占私营企业的一半以上。但是政府也没有积蓄，政府和民众都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所以他们封城一个多月就承受不了。就像我以前举的例子，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才一个月，联邦政府的职员就得排队去领粮食救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家庭之间是没有这种互助的。在中国，老人退休了生活困难，可以有孩子孝顺。孩子年轻时有困难，老人可以给他支持。但在国外他们都是靠自己，所以说西方这种文化承受风险的能力就是比中国要差很多。只要碰到突发危机，它就容易慌乱。这是为什么他们很多人要抗议封城。因为他们就可能会面临着要么感染而死，要么饿死的这种窘境。

4月21日，巴黎爆发反对隔离措施的骚乱

关于法国的家庭关系，我举一个例子。一个中国留学生嫁给了一个法国同学。他们如果出去旅游，想让爷爷奶奶帮着看一下孩子，直接说他们肯定会被拒绝。怎么办呢？他们就先给孩子爷爷奶奶打电话，说晚上想带孩子去吃饭，这个父母还是愿意的。结果吃完饭了要走了才说他们要去度假，希望孩子在这待几天。既然孩子已经来了，这个老人也没有办法，就只好留下来，但是也是很不愿意，因为觉得他们的个人生活被打扰了。在中法婚姻里，经常能看到这样奇特的现象：中方的父母不远万里来到法国照看孩子，法方的父母就在身边却不管不问。家庭是社会的组成单位，家庭放弃相互支持的责任，整个社会和国家抗风险的能力就大大降低。中国在疫情中表现的这么出色，西方望尘莫及，原因真的是很多，很多。

我在此前的日记里多次谈到中国抗疫的成功并分析过原因。客观而言，我们不能根据一个制度在一件事上的表现就得出结论。就如同我们不能仅根据西方在应对疫情上远逊于中国就认为它失灵失能，而是根据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的制度模式一而再的出现严重问题才得出的结论：2001年美国以举国之力反恐，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直到今天仍然深陷泥潭而无法抽身。显然以举国之力打击一个没有正规军、不按作战规则出牌的恐怖分子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2008年西方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进而演变成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重创了西方的软硬实力。2011年，中东发生阿拉伯之春，西方又一次卷入两场战争：利比亚和叙利亚之战。利比亚战争引爆了战后欧洲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叙利亚战争则导致极端恐怖主义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这两场战争的严重后果又直接推动了整个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并促成了2016年西方两大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中国在当代的成功是历经严峻考验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古老文明能再度复兴，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绝非单一原因所能解释和涵盖。这既有文明基因性因素，也有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因素和改革开放时面临的时代因素，更有特定时期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甚至还要如同当年的美国崛起一样，要有一点运气。

因篇幅所限，今天就只谈一下文明基因性因素。

中国崛起的文明基因性因素有四。一是人民勤劳。二是高储蓄率。三是崇尚实用理性、选贤任能带来一个务实的高质量官僚体系。四是独特和例外的政治模式。

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农业文明。这决定了民众只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才能维持温饱。由于靠天吃饭和自然灾害频繁，也令举国上下养成了节俭和高储蓄的传统。同时由于长期的国家统一过程（春秋战国）和超大规模导致的治理难度，使得实用理性、贤能政治成为中国的传统。这一方面体现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上，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了高质量、实事求是的官僚体系。

也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和地理条件，使得中国政治成为各大文明的例外。这包括民本、无宗教的世俗社会、政治权力为单一中心。同时代的文明要么是希腊的民主，要么是忽视民众利益的“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要么是宗教、贵族和政治权力三个中心博弈。

事实上，中国的文明基因并不仅限于这几个方面，比如“必须不断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国文明之初就已经产生。三千年前，《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以上四个最重要的基因性条件在中国进入工业化时期发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有着庞大受过基础教育的勤劳劳动力，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巨额的资本以及抗击各种危机的能力(包括新冠疫情)，而高质量、务实的官僚体系则令中国能够与时俱进迅速适应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中国独特的政治传统，一是有效化解了民粹和资本对国家的控制与影响，二是可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艰难和必要的改革。这两点，西方至今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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