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和几个熟识的山东留学生联系，知道有一个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国了。回去也好，我很能理解。法国的防疫措施让中国人看得心惊肉跳。当初中国怎么做的，我们都清楚，只要一对比，谁还会有信心待在这？

前几天，法国政府终于下令暂停各城市每周两次的早市，因为大家挤在一起，根本难以保持安全距离。然而这一决定引来很多人的抗议：病毒事小，美食事大。结果政府也只能妥协，宣布25%的城市重新开放。政府会妥协，难道病毒也会心软？

奥地利今天开始强制要求戴口罩，讽刺的是，此前奥地利政府曾禁止戴口罩，谁戴罚谁150欧。不少网友问，媒体和政府是怎样自圆其说的？是否有追责？

事实上不仅奥地利，此前不戴口罩态度最坚决的德国也已有一个城市（耶拿）宣布为对抗新冠疫情，准备用一周的时间逐步让在超市及公共交通等公共场所流动频繁的工作人员戴上口罩。对于普通民众，政府呼吁自行缝制可护住口鼻的口罩，或使用围巾替代。

大家正一步步喊出“皇帝的新衣”。谁都想不到，一个口罩就令所谓的发达国家现出了原形。都说西方在衰落，谁也想不到竟到了这一地步。

不过虽然西方面对口罩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却没有任何自圆其说，前后都是政府下令，民众接受。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应就是轰动全球的丑闻了吧。试想，中国政府连戴不戴口罩这样的常识都不知道的话，西方世界会对中国发起一场什么样的舆论战？但奥地利风平浪静，听不到任何质疑声。

至于追责，更是不可能的。欧美疫情达到灾难级别，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也听不到西方媒体追究谁的责任的声音。倒是美国民主党谴责特朗普初期不作为，但在大选年，谁都知道其用意是什么。总之，除了有政治口水的效果外，不会有任何人被问责。这次疫情终于让全球都看清，西方的问责制是什么。

我对西方不戴口罩惊讶的地方在于，这么一个明显错误的决定，却少有人敢质疑，甚至连复旦大学的张文宏教授谈到这个问题，还都只说应该是文化不同吧，并未直接指出这是愚蠢的低级错误。

假如西方民众都戴口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戴，大家就会很自然地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太落后，错得离谱；但反过来，却完全不同。这就是软实力和话语权的威力。西方就是有指鹿为马的能力——尽管这个能力会因为严重后果而受到打击。

我现在每天在家，除了写日记就是看书，浏览各种信息。阅读时，有两篇文章很是触动我。

一是钟南山的助理回忆去武汉的过程，期间许多细节震撼人心。

1月18日，助理接到国家卫健委电话，要钟老当天务必赶到武汉。需要说一下背景：国家卫健卫第二个专家组9号到18号在武汉，18号当天一回到北京就开会，由于争论激烈，没有结论，这才有卫健委当即通知钟老一事。

由于钟老当天在广州还有个会，提出可否19号上午出发，卫健委协商后坚持必须当天就要到武汉。此时春运，一票难求。国家卫健委协调到站票，并由乘务人员安排在餐车就坐——当时助理已做好有个小马扎就可以的思想准备。晚餐是高铁的套餐，并没有特殊化——只要是吃过的，都知道味道真不怎么样，我一般都是要么带外卖，要么饭后再乘车。令人感动的是，高铁列车长坚决不收饭钱。

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赶往武汉（图/广州日报）

面对这次疫情，中国政府有多么重视和严谨，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钟老继非典之后，再一次展现出临危受命，不辱使命的担当，也让人景仰。我很奇怪，这么好的故事，怎么就成不了国内外的头条呢？

另一篇是我唯一的一位自由派学者朋友乔木的美国疫情日记，我看后也是感慨万千。

乔木在国内时，对中国制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我们之间多次为此发生过激烈争论。后来他决定去美国，我以自己在西方生活的经验，尽力劝阻。在中国再不济，也不会有生存问题，也仍然能做自己专业的事情；要是去了美国，境况会很惨。

劝阻时，我还举了中国社科院某研究所所长的例子。他到美国后只能靠送外卖生活，有一次回去得晚了，发现门口有一大堆警察，才知道太太担心自己，选择报警。还有一次他竞聘上了在一家宾馆打扫卫生的职位，结果第二天去上班时被告知，后来一位黑人大妈也来竞聘，根据美国法律规定，美国人优先。

但后来乔木还是去了美国。正好我在美国看选举，两人还应美国媒体的邀请，又展开一次关于民主的大辩论。

与乔木（最右）一起参加电视节目（视频截图）

乔木到美国后，仍然会写一些生活感悟，行文内涵却已经有了明显变化。他记录自己每天下班后累得睡在地铁里，直到终点站被工作人员叫醒；发现原来美国高速公路也收费……这些生活点滴引来了曾经的自由派盟友的口诛笔伐，甚至要他离开（实际用词是“滚”出）美国。

乔木在其美国日记里提到的都是普通美国百姓——而且还是家庭收入达到中位数的家庭——在面对疫情时，因没有医疗保险所表现出的艰难窘相。他还提到朋友回国后受到的关照和治疗，美国完全没法比。

很有意思的是，一位学者转给我他人对乔木日记的质疑。我看后回道：“乔木的日记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他质疑的什么？请问他真看了乔木的日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