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模式：国有资本和政府干预

中国虽然和西方各国一样都是实行的混合市场经济，但有两点十分不同。一是国有企业的比重要远高于西方。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也要远远大于西方。这两点都颇有争议。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应对表现最佳，确实和此有关。因为面对危机，民营资本只会规避风险，不可能冒险救市。这时候只有国有资本承担抵御风险、救助经济体系的重任。同样的，面对这样全球性的百年一遇大危机，也只有依靠一个强大的、拥有丰富干预经济经验和能力的政府。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常态。2014年石油暴跌，俄罗斯卢布也暴跌，假如重演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势必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因此，中国国企比重高、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强这两大特点仍将时时发挥着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中国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模式。但相对于西方低储蓄、低投资和高消费模式而言，还是要健康很多。中国的投资再无效，还是留下财富，哪怕是鬼屋，鬼城。但西方是单纯的消费，并不创造价值。至少到今天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储蓄加低消费的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但2008年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西方借贷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或者借贷搞福利的模式已经无法再继续了。

其实今天的中国政府对过度投资带来的后果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从长远角度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近期推出的“一路一带”就展现了利用全球化推动解决过剩生产能力的思路。而“一路一带”战略的推行，又需要一个强政府和庞大的国有企业为后盾。中国的经济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

最后，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处于7%左右的新常态，但已经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最高的速度了。美国复苏后不过维持在2%，欧盟几乎是零增长，日本甚至是负增长。而这个新常态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潜力，仍将持续三十年。

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虽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中国增长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规模。从全国的角度看，中国要达到西方基础设施的水平，投资这驾马车也还应该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

消费的情况颇类似于投资。三十年来，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而且一直是通过全球化贸易也就是外需来解决。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的50%和发达国家的60%至70%。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表明内需的空间极为庞大。中国只要出台合适的刺激政策（如汽车行业下调税费，家电下乡），同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消费将也会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而西方这种消费拉动性经济到现在也已经没有多大的提升空间了，相反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的：美国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至于进出口贸易，现在就断言中国的出口黄金时代就宣告结束未免过早。由于中国极其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以及勤劳国民性，特别是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形成的巨大市场，就是考虑到人民币未来升值的因素，其竞争力也将长期维持。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出口的竞争力将会更加明显。现在融合了巨额资金、高端技术和庞大规模人力的高铁就是一例——一列火车需要连接五万个接头，完全靠人工操作。类似的大型民用飞机，中国一旦技术成熟，其竞争力在世界上也是无人能企及的。

中国别说再“新常态”增长三十年，只要十年中国就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此时的政治外溢效应将使得中国制度模式的正当性、合法性令外界无法再挑战。到了这个阶段，西方只有寄希望于中国自己出错牌了。

社会模式：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模式：由过去生老病死完全由政府包办，改为国家、社会（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区别在于各方承担的比例。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分析，中国近年来掀起社会保障的“大跃进”：到2011年，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其中尿毒症、乳腺癌等8类大病纳入大病保障范围，补偿水平达到90%以上。个人医疗费支出比重2011年已降至34.77%，十二五末将降到30%以下。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24.8%的平均水平。

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12年已经达到80%，这其中包括六分之一进城的农民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即达到3.26亿农民，原计划2020年实现全覆盖，2012年即实现。随后中央又在城市进行类似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实现全覆盖。三项合计覆盖人口达7.88亿，社会养老参保率接近80%，中国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连续四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40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十五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 国之上的韩国（16）和日本（17）。

另外，城乡低保总人数也超过8000万，基本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至此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从5000亿增加到55000亿，占GDP的比重从5%升至10.5%。这个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亚太现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 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如果说2000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但到现在，中国显然已经不是。

当然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模式仍然是低水平、高覆盖。然而西方模式由于三个原因已经无法持续。一是过于完善的福利制度已经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各国实是借债维持，比如希腊沦落到借债无门的地步时，就只能是国家破产。二是成本高昂的福利制度严重打击了企业的竞争力，遏制了经济的活力。三是高福利必然导致普遍的懒惰现象，整个社会效率低下，进取精神匮乏，自愿失业者比比皆是。尽管西方社会模式无法持续，但在票选民主制度的阻碍下，想进行改革却又是极为困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低水平、高覆盖”基本保障模式虽然不完善，但却可以持续，也能够发挥社会稳定器和保护伞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不会伤害整个社会的进取精神和效率。

另外“低水平、高覆盖”也与中国的勤劳的国民性和个人进取的文化相吻合。就是已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台湾，除了医疗保险可以比肩西方外，其他社会保障如失业领域都差强人意。这是因为同为中华文明圈的台湾也不认可领取救济生活而不是靠个人奋斗的现象。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文化“仁爱”、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三者的融合。

当然中国社会模式也存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贫富差距的扩大，急需化解。除此之外，如何解决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矛盾问题。这个矛盾体现在就业、税收、公共财政、社会再分配、教育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一句话：中国迫切需要避免从“市场经济走向市场社会”。

总体而言，中国模式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独创的“定期换人但不换党”的政治模式，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治理的灵活性，在确保不会出现个人独裁的前提下又保障了代际人才的制度性更替。以强政府、高国企比重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增强了对抗频繁发生的全球经济波动的能力，也满足了复杂经济活动高效决策和应对的需要。较为合理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与中国文化勤劳独立相吻合的“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政策，既提供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网，也没有损及整个社会的效率。中国模式不仅是现在，也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模式，甚至可能是唯一能够适应现实与未来挑战的模式。

不信？2015年，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