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如在南京，自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中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中国大量的博物馆也被侵华日军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与此相应的，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话语权、解释权上的掠夺。南怀瑾在其《楞严经讲座》中提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外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有意地污蔑中国文化的传统，认为许多都是假的。尤其日本人很厉害，譬如说，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尧、舜、禹，这些历史上的圣帝根本没有这个人。尧是个香炉，拿土做的腿翘起来的香炉，舜是个蜡烛台，庙子上插蜡烛的，禹是个大爬虫，在地上爬啊爬，把黄河长江爬出来的。人家有意污蔑我们的文化，是为了侵略。然后讲孔子呢？孔子——日本人！苏格拉底——日本人！好的都是日本人……”这种文化上的篡改与取而代之的妄想，正是日本对中国文化全面掠夺的重要证据。

建立殖民文化

除了对中国新旧文化的破坏，日本还竭力试图在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推行自己的一套文化，即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早稻田大学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的青柳笃恒就说：“多培养一名支那青年，也就是日本势力向大陆多前进一步。”当时“关东州”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露骨地说：“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

1932年“伪满”《建国宣言》中即宣称：新国家建设之旨——以顺天安民为主。1933年8月颁布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规定“伪满洲国”的教育“必须着眼于启发满洲国民自觉认识该国同帝国密不可分之关系，培养确保东亚和平之特殊的自尊心和五族共和之思想”。1934年刊行的《满洲国文教年鉴》指出：“今我国家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

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泯灭东北人民的祖国观念、民族意识和反抗侵略的精神。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等法西斯思想，把日语列为“国语”，就是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课，内容也被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以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的祖国；并且用愚民政策降低中国人的文化知识水准，从实用主义出发片面地强调职业教育，培养为日本侵略所需的劳动力。

日本特别重视对中国人普及日语，因为“日语学习带有潜移默化同化东北民族的特殊意义”。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日语学习的课时超过其他任何学科，如公学堂的日语课时从每周6学时增到每周8学时。同时还规定：学校的日常用语全部用日语，如发通知、背诵、操练、口令、上学问好、下学再见等都不许说汉语。为强化日语学习，在高等公学校和公学堂高年级，除“满洲国语”这一门课用汉语外，其他课程全用日语，如历史、地理、修身、算术、珠算、唱歌等等课程，不准用汉语。学校聘请的教师，绝大多数也为日本人。

伪满洲国协和会发行的日语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占区进入战时状态，日本又在日占区推行皇民化教育政策。

日本殖民当局向中国学生进行“朝会教育”，即感谢皇恩和效忠日本天皇的教育，要求中国学生每天早晨集中在学校操场上，宣读日本天皇诏书，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面向东方遥拜日本天皇。

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向中国学生进行“仪式教育”和“敬神教育”，要求中国学生注重日本节日的庆典。日本殖民当局把“天照大神”奉为“元神”，在东北各地的神社和纪念塔中供奉，要求中国学生按祭日前去参拜、祈祷。如每年每月8日要到旅顺白玉山的“表忠塔”（现已改为白玉山塔）、大连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的“忠灵塔”（此塔已拆除）进行参拜。封建礼教成为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人的精神工具。

日本人安藤基平在《满人教育的使命和价值》一书中更是露骨地说：“对中国人的教育，首先要扮成神的使者，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到中国来拯救不幸的民族。通过教育取得中国青年的信任和理解，坚信与日本互相提携共建王道乐土。”安藤还直言不讳地表明，日本之所以大肆办学校，是“要从语言上打开缺口，让中国学生学会日语，再让他们作媒介以影响他们的父兄，减少他们对日本的仇恨，使他们从感情上同日本接近，感谢日本人，这样，从大连到满铁附属地，然后普及全东北，这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

镇压新文化、掠夺旧文化，用殖民地文化和所谓“皇民化”来取代中国文化，可谓是日本侵华期间“文化战争”的“三板斧”，招招致命。这种系统性地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与蹂躏，甚至比军事行动本身，更能体现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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