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暴行，国人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等，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日军在烧杀奸淫之外，还对中国文化万般蹂躏。所谓“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日本深谙其道，所造成的伤痛至今仍未平复——

就在不久前中国东南某省所谓的“反对课纲微调”运动中，还有自称“公平”的青年高呼：“毕竟当初是签约，台湾才变成他们的……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他们是有一个法律条文存在的。我想对大家来讲，这是比较公平的事实。”仅此一例，便足见日本文化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危害是多么深重！

毁灭新文化

1932年1月29日，即“一·二八”事变次日上午，日军飞机从“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起飞，向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弹，尽管投弹数量不多，但很快引燃了厂内的纸张等大量易燃物品。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火势冲过马路，波及东方图书馆。

2月1日上午，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直至傍晚，造型新颖、时为闸北最高的5层大厦焚毁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全部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与文稿均化为灰尘。

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海军少将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传统文化典籍被毁令人痛心，但盐泽的着眼点落在“文化机关”上，可见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到1932年，规模已超过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亚洲的所有出版企业，可与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一带占地80余亩，有员工4500多人。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占全国出版物的52％，其中教科书占全国教科书总量的60％以上。商务印书馆被誉为“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

在学习西方的环境下，商务印书馆着力翻译介绍外国名著，其中以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等八种影响最为深远。这些外国名著对开启民智、启蒙思想、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对中国此时顽强的文化抵抗恼怒不已，而商务印书馆作为这其中的代表，更是成为了中国当时新文化的象征。

正因如此，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才会在“一·二八”事变后第二天就成为日军重点的空袭对象。当时日军将轰炸印书馆视作重大战果之一，日本在事变后发行的题为“上海战迹”的“军事邮便”中，至少有一张是当年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被炸坍塌的惨状。

被轰炸后的商务印书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全面入侵上海租界和香港，原本已经转移到上述几地开始重新生产的商务印书馆再次遭到打击。随着香港沦陷，商务印书社“影写版车间、纸栈房及油墨间中弹燃烧，房屋全毁，物资全部化为灰烬”。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工厂、分管、西环栈房全被查封。“财产损失极为严重，机器被运走120余台，铜模几十箱，铅字无算，栈房数百万册书籍和纸张一无幸存。”随着上海租界、香港和北京失守，商务印书社的主要厂房、机器和原料都无法使用。

不仅如此，商务印书馆于1932年8月重新开业后，再次接到了日本人投来的恐吓信。原文如下：“尔中国败孔道，立学堂，读些国语、三民主义，兴立共和，打倒帝国主义，恶劣之道行于天下，腐败尔国青年子弟，敌我日货，使我损款，修尔吉海，绝我南满。尔馆独销学校之书，印些腐败之物。上海毁烧尔馆，尔书馆还是恶习不改，仍印三民之书、党部之语。我国不忍旁观，所以毁尔书馆，今若不速改恶习，我军到处，是商务印书馆尽烧毁。我日国有言在先，那时莫悔。尔国若立颂道，读孔孟之书，不敌我日本之货，仍是好国。若不然，我日本虽小，将决一死战。”

从恐吓信里不难看出日军空袭商务印书馆的直接原因：共和反帝是抗日斗争的思想基础之一，引起了日本的疑惧。正是有了新文化的“启蒙”（当然还有帝国主义暴行本身的“教育”），鲁迅笔下那种麻木的、喜欢看杀头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如果他们都奋起抵抗，以日本的国力、人力，最终无疑将走上败途。同时，信中将所谓“孔孟之道”与三民主义、共和反帝等进步思想刻意对立，一方面使部分中国人拒斥新思想，另一方面标榜日本尊重中华传统，这也体现出某些日本人仿效满清入主中原的幻想。

这种对中国人自我启蒙的担忧，导致了日本在对待商务印书社这样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代表时，不吝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加以剿灭。在1932年和1941年的两次对商务印书社的“扫荡”中，全国近40家商务分馆中有34家及各地工厂被日军轰炸、查封，机器设备大部分被损坏或掠走；“一·二八”事变中，日本没收了其出版的462万册图书，销毁了出版部全部的出版记录卡片；1941年后，更是有1520万册图书在几天内被查抄。日本宪兵只要看到“苏联”、“日本”、“国难”等词语，不论内容为何，一律抄没。

掠夺旧文化

消解新文化，阻止其激发中国民众，只是日本人在文化方面的第一招。受到中华文化长期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及其成就，大多数时候还是相当渴望的。不过由于近代日本的强大和中国的衰落，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最终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展现出来，那就是掠夺。

“九·一八”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就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往日本；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日军侵占东三省后，对当地中国文化的掠夺更加直接。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考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1938年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江南踏查》报告，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迹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派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戒，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