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于对流通环节的精简和压缩，那当然有助于价值的重新分配，但对社会来说，究竟是电商小二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还是传统商家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并不构成推动经济长期成长的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创造新的利润，寻找新的实质性利润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对“工业4.0”的关注，有值得“互联网+”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对中国来说，“互联网+”的真正意义，应该是成为实质性同步完成工业化以及信息化两个阶段的动力来源，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需求，也是当下中国最主要的战略使命。

要做好“互联网+”，先要搞清楚，我们要加的到底是什么？加了以后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付出了什么？哪些是我们最需要用互联网去加的？这些问题是要认真思考的。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互联网＋”对中国产业革新会带来怎样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

沈逸：首先，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它迫使中国所有行业都去认真思考本行业和互联网的结合点在哪里，我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它也同时提醒人们，互联网在生活中已经是如此深入，我们急需去思考在互联网的加持下，能够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当然，要克服把“互联网＋”看成是魔术子弹，不是只要在前面加个互联网，困境就解决了。对一个国家来说，关系国计民生到基础材料供应，高尖端重型装备的研发制造等等，这些需要全盘考虑。“互联网＋”固然重要，但是把它视为万能药，为加而加，这就本末倒置了。

观察者网：在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计划后，美国立足先进的信息技术，也推出“工业互联网”这样战略概念，对于正在崛起对中国来说，“互联网＋”与这两者有没有可比性？特殊之处又在哪里？

沈逸：将“互联网＋”视为战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有配套，德国工业4.0的基础是德国机械制造业深厚的积累。美国信息技术确实走在前沿，但信息与工业相结合要继续下去，它需要足够多的资本从虚拟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流向实体市场。这需要用强力的方式去扭转资金的流向，否则很难有金融资本去投资。

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起比美国政府、德国政府行动能力都要强，政府需要引导，把互联网加到我们的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短板上去，把注意力集中在实体产品上。

虽然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很热的概念，但金融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金融最多促进价值的重新分配。发展互联网金融尤其要平衡实体和金融两种经济的关系，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建立一个稳健的体系，建立一个能让老百姓过上较好生活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在国际上处于有利位置的经济结构。所以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能让时下流行时髦的概念掩盖了本质问题。社会充斥着对快钱的向往是非常危险的，而今天的这些新兴概念遮蔽的很可能是金融产业本身的问题。

“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它看到了互联网能够给经济带来的巨大价值，但是如何让这个价值落到实处，不被金融炒作绑架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所以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

观察者网：除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和可穿戴设备也成为博鳌论坛上的议题之一。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马云说“30年后，让医生找不到工作”，这句“豪言”也让许多人对互联网改变行业生态有了更多思考。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沈逸：依托互联网的可穿戴设备本身不是医生，它能替代一部分医生做的事情，但需要思考的是人类需要的先进医疗服务究竟是什么？当然，可能未来的医疗形态确实会有改变，传统上的求医问药也许不再需要了，但人去医院看病不仅仅是获得一个药物解决方案，医患关系的现状已经证明，除了治病，病人还需要的是关怀与照料。我想，一位医生和病人之间面对面的关怀交流，一件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并不能替代。

今天的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互联网＋”这样一个概念，更需要的是同时完成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两件事，之所以在互联网＋这个概念上有困惑，就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两者是要齐头并进的，工业化方面还要补课，信息化则可以弯道超车，但没有补课就去超车是有风险的。所以“互联网＋”最应该加的是工业化，加实体经济，加结构转型，加了这些才能让经济脚下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