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于有关边界的疑云重重，作为边界的捍卫者，现代国家总是看起来荒谬、甚至过时。很多现象似乎在逃避或超越边界，比如电子通讯就常被用来作为后现代确实存在的力证。如果真是如此，这种发展就不仅仅可以使我们对国家的未来及其有关政治的概念有更多了解，也可以使我们对后现代的民主或非民主倾向有更多了解。

在漠视边界上，后现代并不孤单。现代国家所依赖的权力形式在边界问题上是相当随意的。现代国家权力与现代科学与技术是分不开的；而后两者都是边界超越者，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自己的场域。此外，现代国家权力还严重依赖市场。市场活动也对民族边界漠不关心，也具有自己的气质场域。

另外，从一开始，那些声称拥有系统知识的家伙们就对现代国家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声称这些知识会增强国家权力并让其根基更加牢靠。律师、金融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塑造了国家官僚机构；但随着他们的技能更为系统化，甚至更科学，他们也更多地带上了普遍主义特征。

与古代王室一样，现代国家也期待自己的权力获得智识和艺术化的润色。它给作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和学者资助和荣誉，后者回报以自身贡献。肯尼迪中心就像贝尔实验室一样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不过，当代艺术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也是跨国际运作，在任何地方表演都显得宾至如归。

最终，尽管国家本身是出类拔萃的边界维护者，它同时也是伟大的边界挑战者，寻求向国外投射自己的权力，上面描述的那些群体当然贡献良多。我们顺便强调一下，国家权力的每个要件，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都是精英主义不可磨灭的展现。

祖国因此就等同于一个操作总部，一个投射现代形式的权力的发射台。祖国的宪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为国家确保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稳定供给。“发达工业民主制”的民主化归根结底就变成了这么一回事：劳动、财富和公民心灵同时得到防御与剥削、保护与压榨、养育与榨取、奖励与控制、奉承与威胁。

五

我们所熟悉的民主是宪法化民主，这种民主与其宪法形式难分难解。其现代意识形态理据可以从哈林顿、英国共和派、《联邦党人文集》和托克维尔那里发现。它们都是民主的批判者。它们都是对革命的反应，尽管不是反动的反应。它们宪法的建构都是为了反民主；不过它们都寻求约束民主，而不是禁止民主。要为民主留下“一席之地”，如美国建国者就设立了一个众议院，否则，打着“主权人民”幌子的正当性就会丧失其全部可信性。

美国众议院

现代宪法化民主的理论家之所以试图抵制民主，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典理论的理由一模一样，也与早期现代政治思想的理由一模一样。因为民主的幽灵无法无天，并且倾向于暴力。据让·博丹说，“平民国家从来都是所有无法无天的精灵、造反者、叛徒、流浪者的避难所，这些人鼓励并协助下等人颠覆上等人。他们对法律完全尊重。”[8]麦迪逊也警告说，“［纯正的］民主带来的从来都是大动荡与大冲突；它们与个人安全或财产权完全不相容，并且通常是短命的，因为它们总是死于暴力。”[9]

托克维尔曾经抱怨说，没有任何不经革命而生的民主；他着手创造一个民主，声称美国民主之所以稳定的原因在于，与法国不同，民主在美国不是革命的产物。[10]托克维尔热衷于将民主与革命分离开来，同时他又担心找不到这样的先例，这就不由人不发出疑问：这两个现象为什么会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揭示了民主的什么特征？

这些民主失序印象所包含的事实是，历史上现代民主和古雅典民主都是与革命混杂而生的。在所有情况下（公元前五世纪，1640、1776年和1989年），都是革命激发出民主的理念，急剧扩大了政治参与者的范围，把过去被排斥或边缘化的社会各阶层都容纳进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革命界定为将过去的形式推倒重来。它与一部固定的宪法完全处于矛盾的两极，不管这部宪法采取成文形式（如“基本法”），还是采取不成文形式（获得认可惯例）。民主诞生于叛逆行为，如果不打碎将自己排除在外的阶级、地位和价值体系，人民就无法分享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