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约束着什么？对于现代理念的一些经典人物（如霍布斯、黑格尔、韦伯）而言，答案是：建立国家权威和权力的宪法。在这种读法中，“政治的”是个活性元素，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担任领导角色的人身上。政治领导既是集体欲望、怨恨、愤怒、幻想、恐惧和希望的管理者，也是民主幻象的管理者。[5] “政治的”聚焦在权力体系上，这个体系的使命是确保国内和平与安全（包括国家安全）；推进、保障、监督、嵌入公民的物质福祉赖以存在的那些大公司的权力；裁决社会冲突，惩罚违法者，保持对社会的整体监控。

总之，这个权力体系一直持续努力调和或掩饰不变的国家与变动不居的政治之间的矛盾，前者是正义、公平、社会福利的守护神的象征，后者则体现在弥漫于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激烈竞争。[6]为了抑制这一矛盾，国家对其公民展开政治教育，灌输忠诚、服从、守法、爱国主义和战时牺牲等美德。通过这些德性实践，国家鼓励自身认同国家权力、鼓励参与的表象、鼓励自我利益的升华。

人们很容易把民主和宪法“自然地”联想在起来，好像它们彼此离了另一方都不完整；不少人会无意识地提起“宪政民主”，假定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现象，其目的论的、以至于意识形态的终点是一种宪政形式。

签署《大宪章》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民主（即我们所了解的、自称“发达工业民主制”的民主）已被建构出来了，也就是说，有了它的形式、结构和边界。宪政民主就是配备了一部宪法的民主。它不是民主或民主化的宪政主义，因为它是没有人民作为行动者的民主。正如其捍卫者所声称的，它的政治不是基于“代议民主”，而是基于呈现民主的各种形式（various representations of democracy）：即以民意调查、电子市镇集会、热线电话节目等形式呈现出来的民主，以及以投票形式呈现出来的民主。总而言之，宪法规范着被许可的民主政治的度。

关键制度是总统制。

作为首席执政官，总统是现代希望的象征：政治例行化为政策，理性化为行政；正如教科书不断提醒的，他同时也是人民整体选举的政治家。因此，他就是行使管理职能的护民官；他就是民主和理性。同时，他又是人民软弱无力的痛苦符号，更是宪政民主制下的最高职位。人民对于总统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然而选举结束后，选举这个近乎神话的举动却被作为神坛仪式保存下来，每当总统什么时候觉得有必要谋求公共支持时，他就会谈起自己在选举中的战绩。

投票融入了一个流畅的过程，它与人民之间的虚幻联系经由参众两院议员的定期选举以及媒体制造的无尽评论一直在延续。结果就是一个由民主选举启动的永恒政治运动的幻象。与之同时，平行的过程政治（立法、行政、司法与军事）各自主动地持续运行。选战成为咨询顾问们叫卖的课程，而人民很快就被全然抛到脑后。现在，他们必须通过电视明星的宣示、脱口秀的胡言乱语、以及大腕编造的政治滑稽戏来了解政治，既间接又消极。

这样，当宪法为政治设定界线时，它同时也为民主设定了界线，其设定的界限一定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群体合拍，并使之正当化。

宪法不仅关涉政治活动合法与否，也规制着政治的度、政治的时间节奏或周期频率，并使之具有仪式化的形式，比如，每四年一次，在选票上这个或那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旁打上标记，据说这就是“表达人民的声音”的机会。在政治经济学中，选举意味着双重“自由”（译注：英文中free意味着“自由”和“免费”），一方面没人强制公民去投票，另一方面选民不必为行使投票特权直接付费。选举的成本由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承担，他们负责选战的组织、运作与出资。对他们而言，选举是投资机会，他们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三

但是，出于与霍布斯完全相反的理由，一些后现代作家很讨厌作为边境的边界理念。边界意味着，国家预设个体的关切和义务的重心应该放在在国家控制的边境之内，尽管事实上，当代个体可能会觉得她最深沉的关切是外国女性中的特定群体，而不是本国同胞身。

还有别的理由挑战霍布斯式的“边境”概念：对于主张所有人类现在都住在一个电子“全球村”的人来说，它过时了；对于关注某些严重问题的人来说，它是块绊脚石，因为诸如污染、饥荒、侵犯人权、核武器和流行病之类问题，其原因与解决之道都超出了政治边界。这样一来，边界对早期现代而言意味着哪里是政治的界限，而对后现代来说，它们是其局限性的标志。[7]

为了努力超越各种边界，持这些观点的人通过一方面保留与共享的关切和价值相关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把它们扩展至包括全人类来扩大政治的范围。但是，政治的概念复制了与代议制政府相关的概念，即一种受托人或管家式概念，他们以别人的名义或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行动，外加不言而喻的假设（同样为代议制政府的现代鼓吹者所笃信）：绝大多数“别人”确有自己的“利益”，但对如何保护或促进它却没有条理清晰、理据充分的看法。后现代范本的最高政治表达是里约会议（Rio Conference），在那里超越边界的人类利益代表与主权国家的代表面对面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