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中国政府近日根本性地改变了抗疫防疫政策，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放弃了大多数的强制措施。变化来得急，幅度也大，引发了不少问题。虽然经过近三年艰辛的抗疫运动后，部分民众欢迎“放开”，特别是商界和企业。但与此同时，有些因“放开”引发后果也引起很多人不满及困惑，这就涉及最近抗疫防疫政策的复杂情况。

这次病毒在内地传播的很快，在一两个星期内，不少大城市大部份的居民已被感染，农村地区也逐渐出现情况。社会所看到的，和一些专家所说的也有出入，“多是无症状、病情轻”，“与流行性感冒无大差别”——现在不缺“阳”过的人告诉你他们的经验，网上流传的说法也很多。另一个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很多国家面对中国的“放开”，纷纷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作出各种限制——他们的心情也很矛盾，毕竟来自中国的游客，是一些国家重要的生意来源。

泰国机场举行仪式欢迎中国游客（图片来源：新华网）

评价一个政府处理流行疫情的做法，无论是内地、香港，亦或是外国政府，我们都不应过分苛严，因为处理大规模流行病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公共政策过程。首先，人们对新出现的病毒是缺乏知识的，新冠病毒（Covid-19）在人类的病理学经验中从未见过，出现时医学界自然对它的特性并不了解，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我们和它已有三年的接触，直到现在医学界仍未完全掌握病毒的特性。更因为不断有变种出现，完全明白病毒的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缺乏这一条件，给政府抗疫防疫措施的制定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如何制定抗疫防疫的公共政策必须基于多种不同层次的因素，其中包括：

1）科学及病理学的有限知识；

2）病毒可能作出的伤害的评估，由于对于病毒认知的有限，这种评估的准确性也是有限的；

3）评估各种措施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会造成的社会成本；

4）执行上的技术及财政问题；

5）评估民众的接受程度。

对以上的几个因素作出衡量后做出的决定，基本是个政治决定，而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决定，这可能不符合一部分人的认知。例如感染这新冠状病毒后，症状往往会在两、三天，甚至七、八天后才出现。因此为防止传染，要求已发病或高危的人隔离七天，或十四天，甚至二十一天，这纯是对漏网率大小的一个取舍。打个比方，如果基于收集到的数据，隔离七天就可找出90%的感染者；如隔离十四天，就可以管控98%的感染者，决策者就要在这两个科学数据中选择，并作出取舍——采取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社会成本、对经济的损害有多大，及群众接受程度的判断，最后作出的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定。

北京昌平区对高风险区进行封控（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这一过程中，决策者会面对一些复杂的情况，使得政策的决定更为困难，更容易出现偏差。其中包括：

诚意和不诚意的专业意见分歧

专家基于专业知识，对病毒有不同的意见，对病理及其影响有不同的看法及判断。这些诚意的分歧，是科学界正常的、健康的现象。但这些不同的专业意见，对非专业的决策者，会造成一定的“选择困难”，应该听哪一种意见，标准可能只是对某一个、一些专家的信赖。

这方面的分歧，自然也受个人因素的影响。行业内的个人矛盾，私人恩怨，专业内的派系斗争，这些非专业、非诚意的分歧，自然也会影响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及建议。决策者的决定自然也受影响。

中西医之争

不同于医学专家内部的分歧，新冠疫情在国内也再次引发了长期存在的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中医药在处理流行病有长远的历史及经验，但中医与西医在国内长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医疗系统中对中医中药的排斥，在这次事件中再次被激发。在这紧急情况中，期望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并不实际。但这次事件也应该成为双方互相学习，互相参考，疗法求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从事实经过来看，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针对治疗方案的分歧当然也影响了处理政策的决定。

经济利益的左右

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决策也可能出现偏差。医疗产业是一个庞大、全球性的商业圈子。流行病对于医疗产业，特别是一些开发疫苗及其他有关药物的企业是一个特殊的机会，他们在这次事件中有庞大的利益考虑。这些利益集团当然也会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获得对他们产品有利的政策，而针对专家、学者及政府展开游说，同时在社会上制造舆论支持。这本来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一个不能避免的干扰，但在出现疫情的紧急情况下，这种不健康的影响具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研发疫苗是一个高成本、高风险的投资，通常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通过政府层层严格的审批进入市场。但在出现疫情的紧急情况下，各国政府当局多被迫放松这些要求，简化审批程序，让一些发展中的、尚未通过完善验证的药物、仪器、工具向社会销售。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很多相关产业的人都发了大财。

使情况更加麻烦的是面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的政治及商业考虑——谁在这次疫情中开发出被广泛使用的药物，就差不多可以垄断全世界的市场。而有能力开发这些药物的就只有两三个大国，这不止涉及经济利益，也涉及国家安全。因为在关键时期售卖，或拒绝出售这些关键药品，都可以变成一个政治工具。所以政府对这些药物的输入，除了对药品的质量及效用要作出决定外，也有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虑，这也使药品的出入口审批变得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