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烨】

谷歌重返大陆之际，评论家们又在伤感中国失去谷歌、脸书和推特的年代，并哀叹中国社会的封闭。

且不谈谷歌本在中国经营，因其不愿遵守中国法律，在创始人谢尔盖的坚持下主动退出中国，而脸书和推特一向以煽动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自豪，直到俄国人开始也学会使用脸书影响政治。我们来客观地分析，中国是否足够开放？

2017年3月22日，谷歌中国公司所在地，中关村北四环边，树立着彩色的标志。（@东方IC）

我们简单对比中美两个国家。

中国从小学低年级就由政府强制规定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美国的语言：英语。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英语的学习帮助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和信息如饥似渴的求索。

中国的精英们娴熟地称呼着彼此的英文名字，他们对好莱坞电影如数家珍，对美国总统大选牵肠挂肚，对西方历史的了解甚至超过本国。中国公立小学的课本里教着林肯和圣诞节的故事。中国书店的书架上摆满了西方经典，从柏拉图到亚当斯密到狄更斯。中国的精英每天热情地访问西方各大新闻网站，从CNN、CNBC、BBC、USA Today到经济学人。即使少数网站不能被访问，所有的西方新闻基本以实时的速度被翻译到中国，并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

但在美国，汉语只是极少数人的爱好。整个美国能够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人寥寥可数。我们碰到能说上几句简单中文问候语的美国人就大为赞叹，即使他们的汉语还不如我们小学英语。

语言使用的不对称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对称。中国社会对美国的了解相对立体和全面。而美国社会对中国则相对刻板和片面，依赖于几个大报和媒体的在华记者，总数也就寥寥几十人。特朗普发一个推特会传遍朋友圈，有几个美国人会知道习近平曾说过什么？

在教育领域，精英和中产阶级宁愿接受骨肉的分离，也要把孩子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完成一次漂白后的重生。我们每年有35万的学生在美国留学，而美国来中国只有2万多，是我们的5%。在狂热的出国竞争中，我们的家长不断把更幼小的孩子送到海外，从原来的大学，到寄宿高中，甚至到寄宿初中。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每年出境游的人数高达7千万人次（除港澳台），是入境游的两倍。我们对所有的海外品牌趋之若鹜。我们的楼盘上挂着的是不伦不类的西方地名，楼盘里到处是欧式和美式的装饰。

如果这样的国家不叫开放，那还怎么叫开放！我们几乎彻底而完全地拥抱了西方，我们想留下的，只是一条最后的底线：我们国家的历史选择，我们文化的基本认同，我们对自己生活的管理方式。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对外扩张性。这种扩张性借助其语言的优势进一步得到扩大。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接收方。这种交换基本是单向的，从美国流向中国，却很少从中国会流回美国。

山巅之国——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对外扩张性

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扩张性归功于其国力的强盛。而其国力很大程度是西方几百年对外帝国扩张和殖民的结果，完全不能证明这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更优越的普世性，和其能够适用于中国。

就如一个富有的商人不能用钱来证明他的思想的伟大，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又怎么能用一个时间点的财富来判断！

一个相对弱国在被强国控制的国际环境下，不依靠历史上各帝国崛起道路上所采用的战争和掠夺的手段，而选择和平崛起，这本非易事。而崛起过程中希望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和思想不被西方完全同化更是极为困难。

的确，过去四十年我们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一个被西方完全同化的中国绝不是我们民族一百多年牺牲和奋斗的目的。如果中国人民没有对自身文化和历史足够的骄傲，我们八十多年前又何必誓死抵抗日本侵略？

而即使强如美国，当它受到外界意识形态的侵袭时，也会毫不犹豫地用各种手段抵制。二战后的麦卡锡主义便是个例子。在1950年代，当共产主义的思潮威胁到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时，美国社会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毫不留情地侵犯了共产主义同情者的私权。再看最近，当俄国人仅仅学会用脸书搞些宣传，整个美国就如临大敌，国会把小札唤到华盛顿接受再三质询。当中国崛起稍露锋芒，美国的议员们就已经在呼吁关闭孔子学院，“以捍卫美国价值”。

我们欢迎谷歌的回归。但在讨论中国社会是否开放时，我们不能只注重这个概念的抽象形式，而忽略其在社会土壤中的实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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