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被忽视的第四盟国

最近10年，在关于欧洲战争爆发的历史叙事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对当时的英法两大帝国而言，20世纪30年代末的最大威胁是纳粹德国。希特勒大规模重整军备，显然有意向中东欧地区扩张。次要威胁则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它成为英法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主要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被轻视。然而，英国政府依然认识到日本侵略对其在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威胁，并试图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找到遏制日本野心的办法。结果，正如弗兰科·马克里（Franco Macri）所称，这导致了一场与日本的“代理战争”：在不与日军直接交战的情况下，英国向中国提供资源和资金，帮助其抗战。

美国政府同样关注日本的扩张，以及它对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和资源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 Marshall）的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开始认真看待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尤其是当日本可能通过华南地区进一步扩张至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威胁锡、橡胶和锰的供应时。虽然这种担忧尚未促使罗斯福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但美国的政策已受到希望加强中国抵抗和遏制日本扩张的意图的影响。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的同时，苏联与日本在中国东北诺门罕附近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冲突，最终以日军的局部失败和东京与莫斯科达成协议而告终。而就在此前一个月，苏联与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8月23日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百度百科

这些事件共同导致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削弱，使得中国几乎无法再从任何主要大国获得实质性援助。苏联撤回了对中国的支持，日本军队得以向南推进，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扩大了侵略范围。1940年5-6月，英法在欧洲的失败使中国的处境更加艰难：英国因陷入对德孤军奋战，已无力在亚洲采取更多行动；而法国的败降与沦陷则为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提供了机会。这最终导致通过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地区的对华补给线被切断。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汪精卫傀儡政权之间的分裂，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瓦解。从1939年底到1941年底，中国战场多呈僵持局面，因而在西方传统史学叙事中篇幅甚微。尽管近年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史研究有所进展，但亚洲战场仍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当代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指挥不力、装备落后，而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这得到了后续历史的印证。

直到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间，日军严重侵犯了英国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亚洲战场才进入主流讨论之中。然而，即便如此，学界的关注点依然集中在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场。尽管中国战场更为广阔，交战兵力动辄以百万计，战争规模远超太平洋战争，但1942年2月英国在新加坡的惨败，以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失败，却受到更多的关注。

1941年发生的两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在更广阔战局中的地位：德国入侵苏联，以及日本对西方控制的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发动突袭。这两个事件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已广为人知。德国的入侵使得苏联被牵制在欧洲战场，从而让日本得以巩固对中国的控制，并向东南亚的资源腹地扩张，使中国更加孤立。

然而，日本的南进政策也使美国正式参战，从而促成中美之间比以往更为紧密的军事与政治合作。为强化中国的立场，蒋介石于1941年12月正式对德国宣战，使中国成为主要盟国之一。然而，蒋介石的宣战在国际叙事中往往被忽视，甚至在盟国内部也几乎未受到重视。当中国领导人要求英国、美国和苏联将其视为“大联盟”中的主要盟国时，这一诉求被无视。

这暴露了罗斯福政府外交政策中的矛盾：罗斯福在言辞上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国政府与军方高层在行动中却普遍将中国视为一个被动的盟友，认为其在军事上与经济上都过于孱弱，仅能发挥次要作用。蒋介石还希望中国代表能加入1941年12月由美英主导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参与共同战略的制定，但同样遭到拒绝。他进一步提议，应该设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战略指挥机构，统筹从缅甸、南太平洋到中国腹地的亚洲战区，因为中国在该地区承担了最主要的作战任务。

然而，这一提议也未能得到回应。英国在印度新德里设立了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而罗斯福则任命美国将领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为驻中缅印战区美军最高指挥官。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中国作为主要国家对日作战已超过4年，但其潜在贡献却几乎未受到西方的关注，而这种态度也与西方公众对中国抗战缺乏兴趣的状况相一致。

蒋介石原本希望参战后的美国能够带来比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及其飞虎队提供的空中支援更大的军事承诺。然而，对橙色作战计划（War Plan Orange）的最新研究表明，自美军制定这一美日战争应急计划以来，美国海军和陆军规划者始终不愿在中国大陆投入地面部队以发起攻势，原因在于后勤补给的困难以及地理上的挑战。

相反，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一条横跨太平洋岛屿的进攻路线，逐步占领基地，为战略轰炸提供跳板——这一战略正是美国海军与陆军航空队在1941—1945年间所执行的作战方针。因此，蒋介石从中美同盟中所获得的支持远远达不到他的期望。

而史迪威的任命，正如近年来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最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史迪威是一个傲慢且自私的指挥官，几乎没去理解自己所接触的文化，并且对蒋介石及中国高层指挥官嗤之以鼻，认为他们腐败无能。

1943年11月，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埃里克·塞泽科恩（Eric Setzekorn）在其2024年出版的新作《不确定的盟友：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与中缅印战区》中，详细揭示了史迪威与他在中缅印战区应当协助的中国军政要员之间的恶劣关系。塞泽科恩指出，史迪威未能理解罗斯福及美国政府希望与蒋介石建立合作关系，以维护战后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战略目标，反而单方面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从中国军队那里攫取资源，以支持美国的作战计划。当代西方史学界更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史迪威在战略决策上的误判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同时也指出，尽管罗斯福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在战后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更倾向于优先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史迪威在执行政策时完全遵循这一立场。

在西方盟国的战略中，处于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场被赋予无足轻重的角色，这在美国于1941年春季发起并得到英国和加拿大支持的租借法案计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罗斯福虽然将中国纳入租借计划，并向蒋介石做出承诺，但实际提供给中国的物资与苏联和英国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

部分原因在于供应路线的困难：运输或者必须经过缅甸北部（直至1942年该路线被日军切断），或者只能通过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以致物资大多堆积在印度的仓库里。那些真正进入中国的物资，优先服务于美国的军事利益，首先是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然后是自1944年夏天起驻扎成都、执行对日轰炸任务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轰炸军司令部。中国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租借法案援助的物资中，98%被美军使用。中国仅获得供应全球的37000辆坦克中的100辆、11400门高射炮中的208门，以及43000架飞机中的1378架。这一数量极为有限，反映出中国战场在整个同盟国后勤体系中的优先级不高，而近年来关于租借法案的研究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战场在同盟国组织者眼中微不足道的地位。

在盟国大战略讨论中，蒋介石同样被置于次要地位。直到1943年11月，他才首次受邀出席开罗会议。在会议上，他与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讨论了中国战区的局势。丘吉尔对中国要求与其他主要盟国平起平坐的主张不屑一顾，而罗斯福热衷于让中国继续作战，并承诺设法通过缅甸开辟援助通道，保证在击败日本后尊重中国主权，让中国在对日占领中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和美国虽然同意废除中国给予外国贸易和金融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但有证据表明，丘吉尔私下仍希望战后能恢复这些特权。尽管蒋介石对自己被纳入同盟体系感到满意，但他对会议的实际成果持怀疑态度。

事实证明，他的担忧并非多余。当罗斯福和丘吉尔结束与斯大林在德黑兰的会谈返回开罗时，他们便背弃了重新开辟缅甸援华通道的承诺。此外，尽管罗斯福的“四警察”（Four Policemen）构想包括中国，但西方学界现已公认，中国并未被真正视为平等的大国，斯大林对此尤其不以为然。

蒋介石未被邀请参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而在此次会议上，斯大林在蒋介石毫不知情、亦未给予认可的情况下，在中国北方的势力范围方面获得重大利益。同样，他也未能出席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即决定战后秩序的关键会议，蒋介石对此深感不满。最终，美国主导了对日占领，而中国未能派遣一兵一卒参与其中。

结语：对“第四盟国”的重新评价

西方学界关于中国二战地位的新研究路径，有助于更全面地书写亚洲战场的历史，也使人们更能理解中国人在其战争努力被拿来与苏联或美国对比时所感受到的愤懑情绪。中国并未被视为平等的盟友，而主要盟国对蒋介石及对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其背后的原因，如今学界可以更客观地加以重构。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长达14年的抗战是否对盟军胜利有实质性贡献。尽管战争持续多年，中日双方始终未能取得针对彼此的决定性胜利。日本试图巩固其对中国大片领土的控制，但中国的抵抗不仅证明了日本并非不可战胜，还牵制了其大量陆空部队。

这些兵力和装备本可以投入太平洋战场，协助日本海军，或投入日本国内。考虑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在动员和装备人力方面面临的重重困难，他们始终未屈服于日本，实属不易。此外，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大规模接受并囤积租借援助物资以应用于战后经济。尽管美国负责租借援助物资的官员时有抱怨，但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远少于苏联或英国，给盟国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对较轻。尽管在当时未得到充分认可，但中国的抵抗仍为盟军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果中国战败并沦为日本的附庸，将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其他盟国形成重大挑战。

还有一件事，如今西方历史学家已非常清楚。学界加强了对中国战时社会的研究，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战时社会的状况及民众遭受的苦难。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研究尤其让英语世界认识到中国平民所遭受苦难的广度与深度。她描述的牺牲多种多样：经济资源被严重破坏；难民潮席卷全国，多达1亿人逃离日本占领区；饥荒广泛蔓延，甚至发生毁灭性饥馑；无数中国女性被迫沦为慰安妇；日军在占领区的残暴行径令人发指，他们对游击战的回应是“杀光、抢光、烧光”。其他国家，即便是苏联也未曾遭受如此广泛的苦难。这一认知使历史学家将欧洲经历置于更为合适的背景之中，并促进针对交战国战时社会的比较研究。

《战争下的中国人:社会苦难与转型(1937—1945)》， [英]戴安娜•拉里

拉里还揭示了战后中国从国民党向共产党政权的过渡。如今，人们不仅将这一变化归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更看到其深层原因——战时及战后初期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崩溃。现代中国的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危机。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如今更关注国共双方意识形态、社会背景及军事表现的成因。

在过去25年间，对于中国在二战这场全球性战争及其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在认知方面经历了一场革命。如今，人们已无法再将中国视为孤立且无关紧要的战场，也不能再将其看作是相较于苏德战场或太平洋战场的次要战场。

对于深陷其中的人们而言，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规模庞大、破坏力惊人的战争，波及中国全部领土和全体民众。必须将中国战场同欧洲战场及大洋上的传统战场同等看待，同时，也应将中国的经历置于全球变革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进行考察。这场变革使世界秩序不再由帝国与列强主导，民族国家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参与者。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这一变革的剧烈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