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 72岁高龄的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的美国人，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像 19世纪末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不大相同。我们不骄傲——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与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比尔·罗杰斯（右）登上中国长城。站在尼克松夫人和罗杰斯之间的是李先念及其夫人

1972年2月25日，尼克松与夫人帕特参观故宫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他们请帕特和我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 5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2月26日星期六，我们和周一起坐他的飞机去杭州。这时，我们两人交谈起来已经很随便了。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别 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 22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当然，毛的诗词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譬喻。

他再次提到他钦佩我的《六次危机》。我开玩笑地说，他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他的坏话。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

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有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像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我同周举行了超过 15小时的正式会谈，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和想法。由于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的全部讨论都很坦率，中国人自然对泄密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我相信周不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来怎样利用我们的会谈记录大做宣传文章。在谈到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国内有人反对我的一些决定时，周提到杰克·安德森泄露机密的事件。他面带冷笑地说：“你三次开会的记录都公布出去了，因为你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在他开玩笑的语气背后，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关切。事实上，当我们从机场驱车去北京的途中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周就提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交往的保密问题，毛主席在和我会晤时也着重讲了这一点。

为了使周放心，我告诉他我们打算采取哪些严格程序来使双方今后的接触能够做到保密。“总理也许认为我们过于谨慎，”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上一届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届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基辛格博士和我决心使这类事情在同贵国政府建立的新关系中永远不会发生。 ”

我说，当事情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命运，甚至可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时，我决心使我们能够在保密的条件下对话。在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时，周开玩笑说：“连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家怀疑他。 ”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样，因为他固然是犹太人，却首先是美国人。我们认为苏联正在向那个地区伸手。这必须加以阻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约旦危机中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向苏联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在那个地区进逼，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

我强调说明，两党都支持我的这次访问，今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完全可以前来访问了。“正如我对总理说过的，不论明年谁坐在这把椅子上，必须保证使政策得以延续下去。”我说，“根据我们的制度，我明年可能会在位，也可能不会。我一定要有确切把握，不论那时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我们的这个开端能够继续下去。这一点比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重要。它关系到今后许多年的命运。 ”

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富于幽默。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

在我们的交谈中，年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马尔罗说过的，使中国领导人发愁的一个问题是：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却那么少。

日记

周恩来有两三次谈到年龄问题。我说，我真佩服他的精力这样旺盛，并且说，其实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我隐约感到，他认为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但同时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阴影，那就是他感到现在的领导班子已经日子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我们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周专门点到德怀特·查平，他只有 31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一些。“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说，“我发现你们有许多年轻人；查平先生很年轻，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 56岁。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但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周说：“等四年，你可以再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太老了。 ”“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力。我指的是卸任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

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罗行动计划中商定的办法，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而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为一个外交文件，公报的文字是异常生动的。

实质部分的第一段开头是“美国方面声明”，接着详细列举了我们讨论过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的立场。下一段开头是“中国方面声明”，然后就同样的问题列举了对应的观点。

例如，美方宣称支持我们和南越 1月 27日在巴黎提出的八点和平建议，中方则声称支持越共在 2月提出的七点建议。

我们表示打算保持同韩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中方则表示支持朝鲜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

我们声明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有的紧密纽带。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