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分制”如何扼杀创新？

我们不难发现，从事管理工作的一些员工对风险持规避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从大银行开始实行的新的晋升标准，随后这种标准传到了各行各业。这种新标准被称为“gentenshugi”，大致可以翻译成“扣分制”，其工作原理如下。在一个正向评估体系(katen shugi)中，以晋升为目标的工作人员如果达到或超过绩效目标，就会获得积极评价。

在“扣分制”体系中，员工如果犯错或者失败，就会得到负面评价。但这是不对称的，出色的成绩不会得到额外的奖励，仅被视为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结果可想而知。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避免犯错上，他们拒绝那些违反常规的想法。

一个有可能打出全垒打的击球手会选择一垒安打，以免三振出局。

人们确实在创新，但是要与当前的商业模式保持一致。这不是一种由文化特质，而是根植于一种由激励制度训练形成的行为，而这种激励制度出现得相对较晚。如果换一种制度，这种行为就会消失。然而，那些通过“扣分制”成为高管的人倾向于招募和提拔那些适应这种方法的人。虽然索尼和野村证券等很多企业已经放弃了“扣分制”，但有很多企业仍在沿用。

一项调查发现，扣分制在处理问题客户时会有损银行的业绩。这项调查询问了1000名处于职业生涯初期和中期的银行职员，员工们在工作中面临的人事评价体系有的以扣分制为主，有的以加分制为主。前者意味着“银行职员如果失误了，就会得到不可撤销的负分”。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银行极为倚重“扣分制”。然后，该调查又询问他们银行的优势之一是不是“为企业(借款人)提供支持，直到最后一刻”。这包括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比如帮助企业改进战略和管理等，而这种做法曾是日本银行业的主流。即使采用加分制的银行，也仅有55%的员工为中小企业提供此类建议和支持。更糟糕的是，在采用扣分制的银行中，只有45%的员工愿意这样做，而在那些更加依赖“扣分制”的银行中，这一比例只有20%，这真令人沮丧。

对于拥有几十年历史的企业巨头来说，要改变由于效果不佳的晋升标准而形成的积弊，并非不可能，但是这往往需要一个巨大的冲击。最著名的两个改革案例，即日产和夏普，都发生在企业跌入谷底并被外国企业收购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案例都有外国企业的介入。

在1999年与雷诺公司结盟之前，日产汽车八年中有七年出现了净亏损。雷诺买下日产37%的股份之后，任命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为CEO，他在短短一两年内就使日产的盈利状况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2018年6月，我遇到了东出浩教(Hironori Higashide)教授，他回忆说，“40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加入了日产”。

这位朋友年轻时很有创造力，最终升任全球市场营销部执行经理，后来又升任质量管理部经理。

“但是到了四十多岁时，他变得非常官僚。他不想尝试任何新事物，只是按要求行事。”

东出浩教说，雷诺来了之后，他朋友的心态在短短两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他被要求提出解决方案。

“因此，人们的心态从‘我不想犯任何错误’转变为‘我们需要做一些尝试’。”

夏普在被富士康收购以后，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日产汽车全球总部；日产将以970亿日元出售总部大楼及土地。 共同社

企业家有自己的文化

为了便于论证，假设典型的日本公民天生就比其他国家的公民更为规避风险，即便如此，实际情况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所有国家都是少数群体，而且他们具有独特的性格特点。当跨国研究只关注创业者时，日本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类似。

一项研究发现，“对自我实现和创造力的渴望，即个人主义动机，往往是日本高科技初创企业创始人的主要动力”。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在13个国家中，新企业创始人与非创始人的态度有所不同。实际上，日本成功的创业者与美国成功的企业家而不是与其他日本高管，有更多的共同点。

年轻的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离经叛道，在车库里埋头苦干，这是成功企业家的典型形象。然而，这只是例外，而非普遍现象。创建世界年度企业家项目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记录了更为常见的创业经历。

在自立门户之前，半数以上的创始人曾在传统岗位上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外，他们的调查显示，在大学和传统企业环境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对他们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企业家。研究表明，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人格特质。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效能感，即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创造理想的结果。

此外，还要有一种心态作为补充，即有些事物在他人看来是一种扰乱，而他们却视之为一种机遇，同时还要接受经过计算的风险并容忍失败。世界各地的企业家还往往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格类型和态度，即创业取向，这包括对以下事物的渴望，比如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为自己的生活增添挑战、提高自身能力、改善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质量，以及获得高收入。

一项相关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人格类型，这令他们感到惊讶。一些观察家可能会反驳说，即使日本企业家与其他国家企业家具有相同的人格类型，日本培养的具有企业家人格的人也比其他国家更少。这或许有一定道理。

如果大多数企业家都处于相同的工作环境，并且像“扣分制”这样的观念过于普遍，或者企业给予经理人的自主权很小，这无疑会产生影响。无论如何，日本的主要障碍在于一种严苛的制度环境，与其他国家相比，激励人们尝试创业的因素较少，而且成功获得的回报更低，失败遭受的惩罚则更严厉。

即使在普遍认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家，比如美国，创办雇用非家庭成员企业的人也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典型的经合组织国家，男性创业者仅占3.9%，而在日本仅占1.4%(OECD，2022f)。

因此，日本只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低2.5个百分点。只要日本的成年人成为企业家的比例再增加两三个百分点，再加上有更多的人愿意为他们工作，就能改变日本的发展态势。如果日本能改善一些阻碍人们尝试创业、阻碍敢于创业者取得成功的因素，缩小创业方面的差距似乎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政策和政治而不是文化，将是决定日本能否走上正确道路的主要因素。如下文所述，通过观察美国企业家精神的衰落，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力量在起作用。

美国的启示：创业率为何下降？

多数美国人还沉浸在硅谷的浪漫故事中，很少有人知道，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已大不如前。40年前，每年诞生的新企业数量占现有企业的14%;如今，新企业的“出生率”仅为8%。1988年，30%的员工为成立不到10年的企业工作。至2018年，这一比例几乎减半，仅为18%。经济学家说，这是美国GDP和生活水平增速令人失望的主要因素之一。

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倾向于文化解释的人指出，在49个国家中，日本对失败的恐惧感排在第9位。但是，请考虑一下，在25~34岁的美国人中，由于害怕失败而不敢自己创业的比例从2001年的24%跃升至2015年的41%。对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对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渴望一如既往地强烈。然而，18~34岁的美国人表示，因为无法获得信贷和经济风险，他们不得不望而却步(KauffmanFoundation，2011)。

想象一下，你刚刚大学毕业，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为了支付学费，你不得不贷款3.2万美元。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那么你每年的还款额将达到4800美元，而你前五年的工资大约为4.8万美元。因此，你的还款额将高达你收入的10%。如果你失业了，每月仍需还款400美元。

如果你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有四分之一的创业者都是如此），你就又多了6.6万美元的债务。你可能会像奥巴马夫妇一样，直到四十多岁才还清债务，前提是你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果你找不到好工作，或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你可能会拖欠贷款，每五名毕业生中就有一人会遇到这个问题。

到那时，别说买房或创业，就连贷款买车都很困难。有鉴于此，当你知道一家新企业更有可能倒闭而不是成功时，你还愿意冒险放弃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去一家新企业接受那份令人兴奋的工作吗?更不要说自己开办一家新公司了。

2015年，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发现，在2000—2009年，学生贷款在所有消费信贷中所占的比例只增加几个百分点，但导致拥有5~9名员工的新企业数量减少了12%，拥有至少20名员工的初创企业数量减少了6%。考夫曼基金会对此的总结是，“由于背负沉重的学生贷款，千禧一代无法承受创业的代价”（Simon and Barr，2015）。目前，4400万美国人背负着1.7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还有一个障碍，就是美国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非常昂贵，以至于很多员工不愿放弃一份提供丰厚医疗保险的工作，去创办一家无力负担这种医疗保险的初创企业，或者为其工作。奥巴马医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不足以使创办企业变得更加容易。

近年来，美国生产率增速放缓并不是因为技术创新的速度减慢，而是因为商业转换器减速，也就是说，能够将创新转化为畅销产品的企业数量增长得不像原来那么快。不仅初创企业数量减少了，而且对于推动近期创新的最重要的企业也难以扩张，因此，它们的创新无法对整体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证据似乎都很充分，即经济和政治状况而不是本国文化，才是决定创业率变化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