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日本经济时，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是上世纪80年代横扫全球的日式豪迈、是“失去的三十年”里的停滞与沉寂，还是近年来在通缩迷雾中终于透出的那一丝微光？ 曾几何时，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是日本模式的自豪标签；政府与财团紧密携手，被视为“东亚奇迹”的密钥。

然而，理查德·卡茨在其著作《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中犀利地指出，这些曾经的“功臣”，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沦为阻碍创新的“枷锁”。

如今，从终身雇佣制下的“有去无回”，到银行体系的保守信贷与严苛个人担保；从惩罚性的破产法案，到教育系统对创业精神的忽视；再从企业内部“只罚错、不奖优”的“扣分制”晋升体系，到社会对失败者的低容忍度——这一切共同构筑了一个对创业者极为不利的“风险与回报”天平：失败的代价过高，而成功的回报却相对有限。僵化的“大象企业”与充满活力的“瞪羚企业”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未来的无声争夺。

这并非日本独有的困境。大洋彼岸的美国，其创业率在过去四十年间持续下滑，背后的推手同样是沉重的学生贷款、与雇主绑定的医疗保险等现实枷锁，而非美国人冒险精神的消退。这雄辩地证明，是经济与制度环境，而非飘忽不定的文化，在更深层次上主宰着一个国家创业活力的兴衰。

【文/理查德·卡茨】

文化解释的陷阱

“这是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我问日本创新网络公司总裁胜又干英（Mikihide Katsumata），该企业的任务之一就是像一家风险投资企业一样投资有前途的初创企业。

我想了解，是否有太多有潜力的日本创业者因为觉得无法获得风险投资而没有去尝试，而风险投资企业又因为找不到太多的创业机会，从而无法吸引足够多的投资者资金。

他的回答令人吃惊:

“这不是鸡和蛋的问题，而只是蛋的问题，创业者数量不够多。直到五六年前，日本还没有多少人敢于创办一家逐步成长的企业。他们倾向于去大企业。”

从一家负责为这类机会提供资金的机构的领导者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令人惊讶，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罕见。相反，日本人曾反复被告知，他们过于规避风险和墨守成规，无法独立创业，以致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一点。

即使这种观点有道理，它也只能说明问题的一小部分。几十年前，日本人被告知，由于文化原因，日本人喜欢储蓄，而美国人喜欢花钱。后来，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日本的家庭储蓄率从两位数降至甚至比美国家庭还低的水平。

不利于创业的陈词滥调与上述观点一样荒谬。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说日本人天生不喜诉讼。后来，立案费用降低了，诉讼数量猛增。如下文所述，“企业如家”和“员工忠于企业”的观念并非源于古老的文化，而是源于雇主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宣传活动。

我曾多次询问东京20多岁的都市职业女性，就你的希望、梦想、挫折和自我意识而言，你更像你的祖母还是纽约的同龄人？得到的回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后者。在二战刚结束的那些年，日本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业社会，大多数婚姻仍然是包办婚姻。现在，日本实现了高度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包办婚姻几乎消失了。这种转变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

事实证明，对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问题重重。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将日本经济落后的根源归咎于儒家思想，却没有意识到经济奇迹已经开始。然后，日本以及随后韩国、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取得了成功，导致人们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逆转。现在有人认为，正是儒家思想推动了这一成功。

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1977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认真看待日本：儒家思想对关键经济议题的认识》(Taking Japan Seriously: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接下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情况又发生了逆转。现在，儒家思想又被视为裙带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很难明白，一个理论如果声称能解释一切事物，甚至是相悖的事物，它究竟能有多大的解释力。

没有人否认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能够解释80%的现象，还是只能解释20%的现象？

尽管文化变革是缓慢的，但是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个人行为展示的文化变革则要迅速得多。如下文所述，正是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文化，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创业率在过去40年间不断下降。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深入研究这些不断变化的环境，不仅能提供更好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决策者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环境来改变结果提供了工具。

风险与回报的失衡

与美国人或欧洲人相比，打算创办一家富有潜力的瞪羚企业的日本人要面对更为不利的风险回报率。考虑一下终身雇佣制，这种做法并非源自7世纪的圣德太子时代，而是源自一战和二战之后自上而下推行的变革。一个人丢下一份大企业的优越正式工作，去创办一家新企业或者为其工作，如果这家新企业倒闭了，他几乎再没有机会被另一家顶尖企业录用为正式员工。

那些投资于员工培训的企业不希望员工把这些技能带到其他公司，于是企业之间会自发形成“不挖墙脚”的非正式协议。因此，当被问及对创业的最大担忧时，日本受访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失去年收入有保障的稳定工作”，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此之外，与其他地方相比，日本的银行更不愿意向没有抵押品或没有个人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如果企业倒闭了，借款人就不得不动用自己的房子和储蓄账户等资产进行偿付。

如果一家中小企业倒闭，所有者和共同担保人可以申请个人破产，但是日本的个人破产法非常苛刻。研究表明，破产法越严厉，创业率就会越低(Solomon，2014;Eberhart et al.，2017)。在一项针对24个富裕国家的调查中(OECD，2013b，第83页)，认为学校教育有助于培养主动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受访者比例，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50%，而日本只有18%，排名垫底。认为学校为其提供了经营企业的技能和诀窍的受访者比例，日本也仅有20%，同样位于最后一名。

传说中日本母亲不愿让女儿嫁给企业家，她们对创业的艰辛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与简·奥斯汀小说中极为滑稽的母亲费尽心机为女儿寻找一桩好姻缘并无二致。奥斯汀小说中的母亲知道，如果没有一桩好姻缘，在那个贵族家庭的女儿几乎没有继承权和谋生手段的时代，年轻女性将面临一贫如洗的风险。

杰弗里·查尔是一位娶了日本女人为妻的美国企业家，连续创办了多家企业，我们从他那里听到了一则经典的姻亲逸事。查尔喜欢创办新企业，使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卖掉，然后再重新创建另一家企业。在他经营一家企业时，姻亲们很高兴他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当他卖掉企业并获利时，他们就会担心他又失业了。

“规避风险，墨守成规”的说法有依据吗？有一些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报告认为，日本人更加倾向于规避风险和墨守成规，因此缺乏企业家精神。比如，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多次显示，日本在各类企业家精神方面都处于垫底或接近垫底的位置，包括对机会的认知(49个国家中排名第49位)，对创业技能的认知能力(49个国家中排名第49位)，担心遭受失败(49个国家中排名第9位)，以及将创业视为一种良好的职业选择(49个国家中排名第46位，GEM，2018—2019，第88页)。

仔细研究这些数据可以发现，日本人并非天生就更为胆小，而是有更多的担忧。在一项调查中，大约37%的日本男性表示，他们宁愿冒险创业，也不愿为别人打工，这一比例约为各国中位数的80%。

但是，只有20%的人认为这是可行的，这一比例仅为典型国家的一半(OECD，2020f)。因此，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人们是否渴望成为企业家，而是在日本的情境下，人们对创业持更谨慎的态度。尽管很难纠正根深蒂固的文化倾向，但是改变一个国家不利的风险回报率没有那么困难。

据说日本人墨守成规，一个常见的标志就是参加某些著名企业招聘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无论男女，都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西装和白衬衫。人们由此推断，情况一直就是这样。

资料图：求职的日本年轻人

然而，在早稻田大学讲授创业课程的泷口匡(Tadashi Takiguchi)教授给我看了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证明这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现象。《日经新闻》的一篇文章刊登了两张对比鲜明的照片，两张均拍摄于日本航空公司的招聘日，一张是在1986年，另一张则是在2010年。在1986年的照片中，女性虽然穿着保守，但是与人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一样，彼此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在2010年的照片中，她们则身穿“制服”。

《日经新闻》认为这一变化源自就业机会的减少。看来确实是这样，在被称为“就业冰河期”的失去的数十年里，大学毕业生极为渴望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开始阅读各种“求职宝典”，而后者总是建议穿上黑西装和白衬衫。自1990年以来，很多日本年轻人变得更加谨慎，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变得更具冒险精神，上述现象也体现了这一点。

正如已退休的心理学教授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在著名的“红笔”实验中证明的，被视为墨守成规的行为往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况要复杂得多(Yamagishi et al.，2008)。在1999年的一项实验中，给一群人一个装有四支蓝笔和一支红笔的盒子，70%的美国人选择红笔，而选择红笔的日本人只有53%。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日本人中，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人也略占多数。山岸俊男认为，日本人做出选择的动机不是顺从，而是社交特性和关注荣誉。于是，他找新的参与者再次进行实验，并且告知他们是最后做出选择的人。

由于不用再关注其他人的想法，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日本人数量上升到与美国人相同的水平。他们还被问到如果去一家商店，货架上只有一支红笔和四支蓝笔，他们如何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担心会冒犯别人。结果，表示“一定会”选择颜色独特的笔的日本人比做出同样选择的美国人还略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