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结果，是因为个人所得税对所有人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是高度“可见”的。与此相比，营业税和其他累退税属于“不可见”的间接征税，政客们很难将之作为公共话题进行操控。另一方面，对民众来说，就算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同时提高营业税，看起来仍然是“减税”；反之，只要增加个税，就算大幅度减小营业税，也会被当做是政府贪得无厌的象征。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把这种手段玩到了极致。比如当后者面对减税带来的赤字压力时，就大幅度提高不可见的营业税税率，帮助政府既推行了承诺的“减税”，又不至于入不敷出。

伯勒萨德认为，在英美的政治传统中，个人所得税带有明显的“公平”属性，即通过累进税率征富济贫，属于一种“为了社会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而德法两国聚焦于战后的经济复苏发展，更加考虑“国家整体”的概念，从而个税没有带上斗争的烙印。

伯勒萨德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减税政策同时进入里根的政治议题的，还有恢复金本位制的倡议。相比减税，金本位制更容易在政治上推行。然而减税成为了里根的重大政绩，金本位制却没有恢复。伯勒萨德指出，这正说明了“可见度”对操弄政治经济话题的重要性。金本位制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难以调动民意进行拥护和支持。与此相比，税收问题只需要强调“大政府养懒汉”，并质疑政府再分配的效率，就能迅速调动中产阶级摇摆选民的支持。

于是，在税收问题上，作者看到，作为社会公平战场的英美个人所得税吸引了全部的政治目光，当中产阶级不满于国家的再分配时，中产阶级纳税人就变成了政府可以调用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减税为第一次动员，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偷梁换柱”的经济政策

很多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都把矛头指向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然而在书中，伯勒萨德反对把问题归因为这群经济学家的“理论”。她指出，与其直接认为他们是幕后的推手，我们不如询问，他们是如何从大群经济学家中脱颖而出的？而他们的理论，真的被政府全盘接受照做了吗？

首先，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官方经济理论，并不是因为保守党的政客们真的相信他的鼓吹，而是因为，要抗衡工党，保守党需要一套不一样的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传统的解决方案是调整工资，可这就要面对强大的工会势力，事情会变得非常棘手。所以，看上去能够绕过工会的货币主义就博得了青睐。

伯勒萨德发现，尽管政府号称采用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但却和弗里德曼的主张南辕北辙。在后者的理论中，政府需要做的，是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抑制通货膨胀，在此过程中，政府赤字是很正常的，毋须刻意控制。而撒切尔政府更为关注的，却在于如何控制财政赤字。

结果，撒切尔政府之所以采取货币主义，根本不像后来所鼓吹的那样，是因为预先确定了长期计划，而是因为这套理论看起来符合保守党想要的紧缩经济政策。其结果是，货币政策被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引入经济管理，而政府根本只想控制预算。与此同时的减税又增加了赤字，结果政府在明面上实行紧缩和减税，背地里却提高营业税并出售国有企业来弥补。伯勒萨德讽刺地说，这套“货币主义”一经施行，好像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没有什么区别。

英国民众抗议铁路私有化，来源：西部网

相比被大肆吹捧的货币主义经济学，撒切尔真正的成功来源于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廉租房出售。然而作者指出，这两项政策一开始也没有被严肃考虑。撒切尔政府固然在第一任期就开启了保守党一直垂涎的私有化进程，但都是小心翼翼，不敢逾越，因为民意此时既不愿意进一步国有化，也不愿意退回私有化。至于廉租房出售，更是首相所反对的，因为她认为这会让廉租房的租户轻松买到房产，给他们带来便宜。

但是随着政府对弥补赤字的需要，私有化和廉租房出售都变成了重头戏，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好处。伯勒萨德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帮助保守党完成了非常重要的政治目的——把工党的选民转化为保守党选民。福利国家中，大量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住在廉租房里，在国有企业工作。随着撒切尔经济政策的推行，国有企业被折成股票出售，廉租房被卖给了租户。于是，一大批原先依赖国有体制的普通人，一下子变成了掌握公司股票和拥有房产的小中产。结果是，这些选民本来应该抵制的两项改革，反而成为了撒切尔最得意的政绩——当然，它们完全是“见步行步”的试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