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破土工作室”。）

乍一看到《自由市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这本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内容梗概，很多读者大概都不想再读下去了。

本书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莫妮卡·伯勒萨德。在内容简介中，她抛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欧美之所以掀起新自由主义浪潮，不是因为左翼的力量太弱没能制衡撒切尔和里根的疯狂反动，反而是因为左翼的力量太“强”了。

读到这里，我当即就生出一股疑惑来：难道新自由主义右倾经济学的成功，还要怪到左翼和受压迫人民的头上来？左翼又是受害者又要当加害者，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番话难免简单粗暴，更像是一个吸引读者读下去的引子。不过，憋着股劲儿认真读下去，我们会发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伯勒萨德这一番论述颇有一番深意。

伯勒萨德的这个结论来源于她对四个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德、法）在新自由主义冲击下的政治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我们知道，通过横向比较，常常能够让人发现一些被忽略的线索和问题，伯勒萨德的比较方法也不例外。

伯勒萨德发现，四个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程度甚为不同。英国和美国经历了撒切尔和里根的政治经济政策，国有经济的比例下降最大，国家监管和社会福利的撤退最为严重；相反，法国虽然在这些年经历了私营经济的大举扩张，社会福利却反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至于德国，除了减税之外，新自由主义居然在各个领域都遭到了挫败。

面对这些不同，很多人会解释说，英美有着深厚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传统，受到这种熏陶，在资产阶级的推动下，快速拥抱追求自由市场，排除国家管制的新自由主义也不奇怪。

但是，伯勒萨德提醒我们，如果翻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英国和美国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节制其实非常惊人。比如，英美都对企业经营征收了不菲的税额，七十年代时，美国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远比今天严格；在那时的英国，工会势力如日中天，以至于右倾的保守党都要把自己的政策往中左协调，英国发展出的“福利国家”更是成为了一套模范社会制度。而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却比英美要“右倾”得多，两国都更为追求工业化和复苏，并没有特别注意节制资本，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

于是，通过比较，伯勒萨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工会传统如此深厚的英国，会一下子就热烈地拥抱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为什么强调监管和征税的美国会通过里根的世纪大减税？而为什么政治经济上保守的德法反而较少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冲击呢？

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研究，往往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归纳为四类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推动；三是以弗里德曼和朝圣山学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团体的卖力推销；四是英美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独特文化。

伯勒萨德指出，这四种归因虽然有其道理，但若是任意采用，都有简单粗暴之嫌。在《自由市场的政治》这本书中，她提出，我们需要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尤其是从政治机制的角度去理解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的横行。尤为关键的是，新自由主义正如它所表现的那样，不是一个由清晰明确一致的单一理论指导实践的产物。它恰恰是极其灵活，才能够符合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条件，从而具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的。

税收，政治冲突与“可见度”

提到新自由主义的勃兴，大家自然不会忘记里根和撒切尔提出的大规模减税——这意味着政府从再分配领域逐渐退出，放弃主张监管市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然而伯勒萨德用数据告诉我们，尽管减税政策看起来轰轰烈烈，英美政府在新自由主义实行之后的实际财政收入却并未有大规模的减少。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减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撒切尔与里根是亲密朋友

作者指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关键在于税收的结构。不同种类的税收在不同国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不同，比如在美国和英国，个人所得税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收入来源，同时征收较多的还有个人投资税等税种。相比之下，两国对营业税这样的累退税的征收，就没有那么重要。

与之相反，伯勒萨德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税收结构中，占据大头的是累退税，这使得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不少。她认为，正是这种区别带来了非常不同的后果，甚至导致了英美新自由主义能够非常强烈地调动选举政治中的民意为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