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竞争日益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分布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竞争。学界的相关讨论普遍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对未来全球格局的判断围绕“逆全球化”与“再全球化”展开，与此相关的是对中美关系“脱钩”与“再挂钩”的争论。悲观主义者注意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将中美“脱钩”看作“逆全球化”的例证；而乐观主义者看到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努力，从中美在气候甚至经贸领域的可能合作中看到了推动两国“再挂钩”的发展趋势。其二，就是对中美竞争性质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之间已经进入“新冷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并非陷入“新冷战”，而是处于“热和平”之中。

无论是关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判断，还是对中美是否脱钩或进入“新冷战”的争论，实际上都是基于对客观历史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所作出的判断，结论不同既是由于选择关注的现象片段不同，也是由于对历史进程的主观期待有所不同。就像杯子中有一半的水，有人会将其描述为“半杯水”，有人则描述为“半空杯”，面对同样的客观历史现象，结论不同是基于观察视角和主观期待不同。

悲观主义者看到了中美竞争和逆全球化的一面，从而提醒国人不要抱有幻想，应当扎扎实实做好应对准备；而乐观主义者看到中美合作和全球化不可逆转的一面，从而期望努力推动中美合作，避免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可以说，这些不同的判断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建议莫过于“做好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这种政治常识原本就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当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关系，这种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无疑具有积极的效果。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摆脱经验主义，从历史经验的表象深入对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就必须借助哲学思考来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规律。这就意味着要摆脱对历史发展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的主观幻想或热切期待，以一种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推动的发展趋势，并将历史主体的行动置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来理解。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发展的理解必须从对经验现象的描述和粗浅判断，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思考，并寻求相应的分析工具。比如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及其各种理论变种，就是基于对人性的哲学思考及对历史主体与历史进程相互关系的把握，上述对中美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理论作为支撑的。

然而，这些理论将“国家”想象为一个独立的决策主体，将中美关系作为“大国关系”来思考，而忽略人类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帝国扩张与争霸史，现代西方主权国家形态其实也是在帝国背景下诞生的，并将自身建构为殖民帝国或新型帝国主义。从更大的背景看，人类文明史乃是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历史。因此，中美关系就不能被理解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与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还是拜登政府组织的“民主峰会”，实际上都是这种世界帝国形态的集中展现。

如果说美苏冷战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得这种竞争呈现出“脱钩”的趋势，那么后冷战以来，美国全面开展“新罗马帝国”建设，建立起了世界帝国体系。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地理空间和不同历史传统形成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秩序日趋终结，基于历史终结意识形态和普世文明基础上的世界帝国秩序趋于完成。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是伴随着冷战结束而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秩序中。

由此，中国崛起引发的全球主要矛盾就不是当年美国与苏联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建构的世界帝国形态所展开的冷战竞争，而是面对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国究竟是将自己改造为世界帝国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帝国的“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语），还是保持自身的政治自主性、文明自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在联合国的全球民主体制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崛起是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治下的“普世文明”，还是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推动“文明复兴”，并在文明复兴的背景下与其他文明展开“文明对话”？前者涉及对全球政治秩序的思考，后者涉及对人类文明秩序的理解。

随着中美关系经历“关键十年”，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明显。目前，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冲突又因为全球疫情的蔓延而日益加剧，以至于中美关系进入有可能引发全面冲突甚至战争风险的“危险十年”。尽管如此，中美竞争并不是简单的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竞争，而是围绕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走向展开的竞争。由于这种竞争是在后冷战以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基础上展开的，双方共享全球化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种竞争就会不同于美苏竞争的全面脱钩，而必然在市场经济表层的商业贸易领域和文化中存在着彼此流动与合作甚至“再挂钩”的可能。

然而，在全球市场体系的深层，也就是科技发展、产业链和金融等领域，又必然存在激烈的竞争乃至“脱钩”趋势。这种市场经济深层的竞争必然会转化为政治领域的竞争，由此，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变成了围绕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主导权展开的全方位竞争。究竟是美国以世界帝国的形态独霸和控制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从而使全球南北鸿沟越来越大，还是中国基于“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共享繁荣，这无疑是未来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面临的抉择。

大时代必然需要大理论。面对今天的中美竞争及全球大变局，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理论工具就不能局限于16世纪以来西方围绕主权国家所建构起来的理论，尤其是政治法律理论，而必须重新恢复帝国的理论视野，考察人类历史上帝国的演变，世界帝国的起源及其所奠定的秩序，而世界帝国的形成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唯有以从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演化的视角才能理解世界帝国治理面临的困境以及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走向。

政治问题的背后乃是哲学，人类行为的背后乃是“天意”。思考中美关系不能满足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流行的分析工具，而必须上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帝国”与“文明”这些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宏大主题。本文试图从“文明”和“帝国”的视角入手，基于对世界历史“双向运动”的理论考察，探讨“普世文明”与“世界帝国”的历史起源，回应西方学术界和战略界围绕“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问题展开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全球秩序和人类文明的未来。

▍“历史终结”：世界帝国的政治终结

在世纪之交，人们普遍认为最能把握时代精神的莫过于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终结”演讲。在随后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自由民主体制尽管在现实中遇到各种挑战，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自由民主的理想则已尽善尽美”。

这本著作既是后冷战来临之际对全球政治历史现实的思考，也是西方思想界内部对话的产物。他要对话的或者要批判的理论，除了作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如依附理论等），还有种种对自由民主提出批评的理论，包括从两次世界大战出发对现代化理论及其背后进步主义内核的反思与批判。这些理论挑战都指向一个问题：“究竟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普遍热望，抑或他们早先的自信只不过是自己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这本书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视角为自由民主进行彻底的辩护。

在福山看来，任何政府都必须面临正当性的挑战，而在回应“一个人为什么可以统治别人”这个问题时，他认为，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各种宗教神权思想相比，自由民主乃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发现的最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因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无力想象一个与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本质上不同的世界，也找不到明确的或显然的方式，来表明未来世界会对我们的当前秩序有一个根本的改善，那我们也就必须来考虑历史本身可能走到了尽头这样的可能性了”。

“历史终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思考的是一个“大写的历史”，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明曾经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向前发展，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崛起推动的全球化使得这些不同地理空间中的历史轨道连接在一起，形成彼此互动的全球历史的时候，就需要在哲学上探求一种面向全人类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也就是说，要在这种彼此分割，且人种、语言、文化、信仰完全不同的复杂历史现象背后，找到一个指引人类生活未来发展方向的目标或意义模式，产生出一种真正的普遍主义哲学，由此来形成对全球普遍历史的叙述。人类历史唯有在这个终极目的下才可以获得理解和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