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95年发表的《秋菊的困惑和三杠爷的悲剧》这篇法律社会学经典论文中，苏力在法学界率先采用了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展现了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移植的西方法和传统习惯法的冲突。(1)

这个理论刚好契合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在与西方学术接轨过程中引入的“国家与社会”范式，一度成为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在法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2)

如果按照苏力一贯秉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我们甚至可以把秋菊也理解为理性人，秋菊所秉持的观念和价值，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计算。

事实上，在苏力开辟的学术传统上，赵晓力进一步对《秋菊打官司》进行了重构。他既不满足于当时法学界建构的“为权利而斗争” 的秋菊形象，也不满足于法律多元主义框架，而是深入秋菊的思想世界，试图理解秋菊的诉求究竟意味着什么，理解婚姻、生育对于乡村社会的意义。(3)当然，赵晓力的分析非常节制，仅局限于生育本能。

也许正是从这儿开始，赵晓力的思考与过去研究的法律经济学、法律实用主义乃至后现代思想分道扬镳，从生育本能开始探索传宗接代的生育秩序背后的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从而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重新返回梁治平先生曾经倡导的“法律文化解释”这个主题。(4)而赵晓力几年前关于祥林嫂的经典研究实际上是从“秋菊的困惑”转向了“祥林嫂的困惑”，回应文化保守主义内部的挑战。(5)

电影《秋菊打官司》海外宣传海报

苏力提出的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就已经展现了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只不过这种利益分化往往掩盖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法律与习惯文化之类的概念之下。

换句话说，法律多元主义展现的不仅仅是思想、观念和价值的多元主义，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利益的多元主义。每一种观念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特定的群体及其背后特殊的利益。

郑戈的博士论文是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其中恰恰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基于其特定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对彼此行为的预期，而这种稳定的社会预期就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可以说，法律多元主义本身就已经隐含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分析中。(6)

由此，法律多元主义就展现出了多元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物质利益的竞争，也包括对精神世界中生存意义的竞争。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生动地描述了欧洲法律史上神法、自然法、封建法、国家法、城市自治法、法律人创造的法、商人创造的法的法律多元主义图景。(7)

当韦伯从欧洲法律史中看到法律多元主义逐渐被形式理性法取代的理性化力量时，马克思看到的是市民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从而取得对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压倒性胜利。这种胜利与其说是源于理性化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如说是阶级以及阶级背后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组织方式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唯物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包含了革命、暴力和征服等一系列主题，它奠定了现代法的起源。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变迁，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利益、法律秩序、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无论称之为“革命”，还是“改革”，还是“转型”，这些不同的概念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苏力诉诸法律多元主义，开辟了民间法和本土资源的研究范式，其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法治秩序的批判，甚至我们可以将苏力开辟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传统看作是对现代法治展开的解构和批判的“批判法律运动”。(8)这种批判法律运动往往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法治理论的批判。苏力也因此被看作是反对法治的“本土资源派”，在高唱法治赞歌的主流法学界始终被看作是异类。

二

说苏力反对法治，无疑是对他的最大误解。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源于苏力的成名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9)

苏力使用这个书名本想提醒国人注意“本土资源”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但主流法学界却简单粗暴地把他看作是捍卫“本土资源”的代表，而忽略这本书的核心观念乃是他们所赞美的“法治”。

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恰恰表明，苏力和主流法学界在法治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并非苏力所构想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分歧，而是苏力不大瞧得上的所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在主流法学界看来，法治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多元主义刺激了现代法治的诞生，但中国的法律多元主义不会刺激现代法治的诞生，相反现代法治只有在彻底摧毁中国“本土资源”、全面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才有可能。

可见，苏力反对的不是主流法学界所期待的法治这个“物”，而是主流法学界脑子里构想的法治这个“词”。(10)苏力始终坚持中国要建成现代法治，但他不是站在廉价的价值立场上去拥抱法治，而是在洞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基础上支持法治。

借助苏力的一本书名，那就是《道路通向城市》。(11)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城市对乡村的支配，而法治是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法治意味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它都会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