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可靠的能源组合与购电安排

无论未来出现哪种需求情景，要满足人工智能当前与未来的用电需求，关键还是在于建立并持续优化“可靠的能源组合”，同时通过合适的购电/供电安排锁定电量与电价。保守估计，为数据中心供电的全球发电总量将从2024年的约460太瓦时增至2030年的1000太瓦时以上，并在2035年达到约1300太瓦时。其中约一半来自可再生能源，余下的部分则由天然气与煤电进行补充；储能则承担“缓冲”角色，平抑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波动。因此，从成本与可获得性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短期内，特别是在美国，天然气仍是确保电力“量足价稳”的重要支柱。美国拥有规模庞大且相对低价的天然气资源，有利于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保障数据中心的供电安全，但“保障国内低价能源”与“扩大液化天然气出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此外，燃机交付周期偏长以及甲烷排放等负面因素也会影响社会与企业对天然气资源的接受程度；要提高可持续性，就必须严格监测并主动削减甲烷带来的碳排放。

AI行业的用电需求上行也推动了“核能复兴”。微软与三里岛核电站签署了20年的重启与供电协议，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等公司也宣布了依靠核电为数据中心供能的交易；除依赖现有机组外，各国目前也在关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建设进度。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研发、审批与建设周期较长，时间表与数据中心的实际投运往往难以匹配。与此同时，地热发电因能利用油气行业积累下来的钻井与压裂技术而再次受到关注，例如：谷歌与Fervo Energy就在内华达设立了新的项目，微软与G42在肯尼亚也开展了约10亿美元的投资。

图3：全球数据中心电力来源构成（IEA基准情景），2020—2035年

在供能与交易模式上，各个企业正通过“多路径并行”打造可支撑“全年24小时不间断”的组合，并不断丰富购电/供电合同，他们广泛采用了长期电力购买协议，尤其是清洁能源。部分领先企业已经开始尝试“逐小时匹配”的购电协议，以期能够更好地利用绿色电量。

（三）国家层面的能源政策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治承诺的强弱”和“能源的可获得性”共同塑造了各国为数据中心与AI基础设施供电的政策选择。以美国为例，目前的供电结构大致为天然气40%、可再生能源24%、核能15%、煤电20%。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中美两国在能源政策上的分化将更为明显：美国倾向于开发利用国内的化石燃料，以支撑经济发展，并维持较低的能源价格；中国则在加快将清洁能源技术嵌入到各部门当中，同时追求能源安全、经济增长与减排目标。

就中国而言，尽管目前的总体发电量仍较多依赖煤炭（约58%），但太阳能与风能的部署速度很快、核电装机也在进一步扩展，以增强电力系统的安全性与可负担性。反观美国，当前的政策更强调利用本土的化石能源，以实现“能源主导”，并向消费者提供更低价格的电力；与此同时，相关立法削减了《通胀削减法案》当中的部分绿色支出，这可能会放缓新型能源的扩张趋势，难以充分满足AI带来的新增用电需求，同时也会制约美国的再工业化与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

在其他国家中，法国、阿联酋以及日本均希望更充分地利用核电资产。以法国为例，其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首先强调“充足、稳定且清洁的电力供应”。2024年，法国约68%的发电量来自核电，而且法国是主要的电力出口国（净出口额约89太瓦时）。不过，法国仍面临核电机组运维难度大、向本土大型AI项目倾斜可能压缩周边国家用电空间，以及在人才、产业链与监管上的短板等一系列挑战。而阿联酋与日本选择的路径则不同。阿联酋是近年核电建设的成功案例，核能预计可满足全国约四分之一的用电需求；日本在福岛事故后大幅收缩核电项目，但在AI驱动的用电增长与能源安全压力下，日本也在考虑逐步恢复核电在电力结构中的地位。

（四）配套（辅助）要素

除了直接供电外，各国决策层与企业还需在配套环节同步展开行动，以进一步建设、加固并优化支撑AI产业扩张的基础要素。首先，各国应强化把电力从电源端送至数据中心的电力基础设施，尤其是输电与配电网络。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深度嵌入以及总用电设备的不断增加，电网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欧洲一些传统数据中心枢纽已明显受限于当前的电网接入与输电能力，需尽快在政策与实践层面加以解决。

要打造足够强韧的电网体系，就必须在这一领域增加投资。同时，决策者也需要及早应对因AI产业用电量激增与基建扩张带来的其他后果：一是家庭用户与数据中心之间的电力资源权衡；二是电网扩容成本的分担。简言之，电网的接入情况与容量将成为吸引投资与项目落地的关键。考虑到电网的差异与电力结构约束，欧洲的新增投资可能会从传统的枢纽国家转向水电资源更丰富、可再生资源潜力更高的北欧与南欧国家。

在中国，针对“东部数据多、需在西部处理”的现状，2022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开始将算力与数据中心向西部转移。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建设并运行超高压远距离输电通道，进而将清洁电力送至负荷中心。据估计，该工程既可缓解东部电网的输电压力，也有助于在全国层面降低排放，实现经济性与环境性的统一。

最后，尽管新建与扩建难度大、周期长，但传统数据中心枢纽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以已建成装机容量计，全球前十的市场仍占在建容量的15%以上。原因在于投资不仅看能源价格或电力结构，还取决于人才与人力资本、客户与产业集群、监管与税制、供应链与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传统枢纽凭借整体的优势，仍能保持较强的吸附力。

国有与国际油气公司

全球能源市场的参与者众多，其中包括了政府与监管机构、承担投资与运营的能源公司、电力与燃气等公用事业企业、负责输配电的网络运营商，以及数量庞大的终端用户与工业客户。在这套错综复杂、相互依赖的体系中，油气公司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按所有权结构与使命定位来看，油气公司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国际大型油气公司，二是国有石油公司。长期以来，公众一直将国际油气公司视为国际市场当中最强势的参与方，但放到今天，国际油气公司的全球产量份额已从1972年的约93%降至不足50%。与此相比，国有石油公司在规模与资源掌控上更具分量，在许多资源型国家，它们还是“以油气换外汇”的主要渠道。就产量与储量看，国有石油公司贡献了全球逾半数产量，掌握着近六成可采储量。

图4：2022年按公司类型划分的储量、产量与上游投资的所有权占比

过去十年，在国际油气公司因油价走弱与气候约束趋严而收缩资本开支的背景下，国有石油公司的“投资承接与供给稳定器”作用日益上升，其投资额度约占全球上游化石能源项目资本投资的45%。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它们通常拥有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资源组合，单位开发成本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资产自然递减率更慢，更能在周期波动中保持产量与现金流稳定。

总体而言，国有石油公司在气候议程上更显审慎，往往需要在当前财政收入、就业与稳定、资源长期转型之间寻找到一种可行的平衡手段。这些公司在气候议程上的雄心与执行力度差异很大，往往取决于国家领导层的政策取向、国内治理稳定度、资源禀赋、融资能力与经济多元化进展。在经济脆弱、财政缓冲有限的国家（如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当地的国有石油公司往往更倾向于在短期内获取到最大额度的收入；而在政治稳定、财政充裕、技术能力较强的海湾国家，则在确保能源安全与财政稳健的同时，积极布局可再生能源、氢能与碳捕集与封存等新业务，以便在“需求受限的未来”中保持自身的份额。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类公司的横向可比性有限；同时，它们都必须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做出重资产、长周期的决策：油价波动、气候政策推进、关键技术进步导致的需求预期变化，都会影响投资回报与风险分布。因此，坚持推进必要的业务转型与结构调整、持续提升效率，并在波动的环境中守住自身的资本回报，已成为国际油气公司与国有石油公司的共同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