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维:国家强制——人民之治与科层之治之间
关键字: 社会转型国家强制执政理性马克思韦伯官僚化扁平组织执政党一
很高兴为樊鹏同志的这本书《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警察制度研究》作序。早年我参加过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来又成为他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博士后时的“合作导师”。他的博士论文在王绍光教授指导下完成,研究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警察制度的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逻辑。这本著作拓展了那本博士论文,给出了更明确、宏大的理论分析框架。
警察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中国警察制度的研究并不多见。从旁观学者的立场出发,把改革开放后警察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讲清楚、讲细致,不是件容易的事。樊鹏精明地选择了警察经费保障机制作为切入点。叙述这段历史变迁已经是不小的贡献了,但他这本著作的志向远不限于此,而是要以警察制度变迁为切入口来讨论中国政治变迁的方向。就此而言,他看到了四件重要的事。
第一,他看到了市场条件下政府的社会治理趋于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三个词几乎同义)。第二,他看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逻辑,即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化要求与因地制宜之活力的矛盾,类似“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老问题。第三,他也看到了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的弊端,即治理成本不断上升和治理成效不断下降的问题。第四,他还看到了发挥地方积极性与坚持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其实,群众路线与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是逆向互补的。这些政治学里的重大理论问题被他标签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强制力”问题。
我无意代读者读书,更无意写书评,却想就这本书的内容谈些感想。
二
权力是支配他人的手段。支配他人的手段总共就四种,硬的暴力和钱财,软的思想和(支配者的)人格。政府就是管理社会的国家机器。政府存在的标志只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对暴力的垄断,第二是对税收的垄断。一个是暴力,一个是钱财。警察是暴力垄断的表层,直接接触社会,里层则是军队。所以,警察无疑是政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西词“警察”的词根是“城邦”,城邦在古希腊的含义是(城市里的)“公共生活”。而今城邦被理解为政权,一个城市的政权(city state)。城市政权是后来国家政权的雏形。(城市里的)“公共生活”这个词演化成“警察”这个词是个颇有寓意的事。警权的崩溃标志公共生活的崩溃,也即社会秩序的崩溃,这时军队就被迫现身了。
在中文里,城池与市场紧密相关,故有汉语里的“城市”一词。“资产阶级”这个西词的词根是“市民”,即生活在欧洲中世纪城市里的自由人、做生意的人,参照的是乡下的农奴。市场不是今天才有的,而且肯定先于文字诞生。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却是近代才出现的,城市就是这个体系的枢纽。而今这个体系左右几乎每个地球人的生活。
伴随市场体系出现的是一整套关于维护市场机制的法律体系,特别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毫无疑问,无论称为“市民权利”或“资产阶级法权”,这套法律体系是靠国家暴力维持的。然而,市场既然是“自发的”,由“看不见的手”来操作,为什么需要“看得见的手”来维系?怎样的“看得见的手”能维系市场?
马克斯·韦伯
在众多答案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答案很著名,流行百年了。他的立论基础是“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ity)。在他看来,传统社会未必主要靠市场交易生存,基于神灵信仰、习惯、血缘、地域的互助可以是生存的重要方式。何为“理性”?理性就是在市场中盘算成本收益,理性化也就是淡化“非理性”的习惯、血缘、地域、信仰的作用。市场理性导致政府理性,即政府依照市场的要求在社会管理上趋于理性化、法治化、官僚化。当市场交易取代了习惯、血缘、地域、信仰,当市场利益竞争就是生存竞争,欺骗的欲望就普遍化了。那也是理性。
为维护市场系统的顺利运作就必须严惩欺骗者,必须有惩罚欺骗的法律系统,必须有六亲不认、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专业执法队伍。而且,这支队伍自己不能滥权,必须严格依规矩办事。如此,行政机构主要是执法机构,即维护商业利益或“资产阶级法权”的机构。因此,中国传统的“以孝治天下,以德治国”就是非理性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韦伯把(政府的)“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法律-理性型(legal-rational,简称法理型)和(过渡性质的)魅力领袖型。
为什么要有个“过渡”型权威?因为传统型和法理型权威都可能崩溃。传统型权威会被市场冲垮。而法理型权威有如“铁笼子”,催生官僚主义,催生人们对市场和执法机关无情无义的厌恶和对传统社会温情的向往。一旦发生社会秩序崩溃,“魅力领袖”就可能出现,带着众人走向法理权威或者走回传统权威。于是,“现代”市场体系里的政府管理就被理解为趋于“法律-理性”的权威,区别于“传统”权威。而其中的“魅力领袖型”权威经常被韦伯主义者当作理解共产党政权的工具,即“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政权。
如何克服冷漠的市场?如何克服政府变成“铁笼子”,趋向法条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韦伯的答案依然是“市场理性”。让执法官僚接受政治家的领导。哪来的政治家?公权力拿到市场上公开拍卖,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的政党相互竞争大众选票,出价的就是政治家,出价最高者得到执政权。获胜的政治家们以民选立法者的身份率领官僚执法体系,倾向左翼或右翼,倾向穷人或富人,就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政治生活“理性”,称为政治理性或“民主”。然而,韦伯生活在美国“选举民主”向欧洲扩散的时代,不大可能预见到当今“选举民主”导致社会越来越分裂以及政治家蜕变成短视政客这两大弊端。
顺便提到,当代社科和人文的主流思想早已摒弃了“现代”与“传统”的两分思维,那种线性演进的思维方式不仅落伍,在实证中也站不住脚。各国市场体系的形态差异很大,美国与法国不同,法国与德国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各国治理社会的方式差异更大,美国的法治与欧洲的法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遑论日本的法治。而且,殊途未必同归,也就是说不仅路径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各国关于理想社会的目标更不同。
三
而今,我们有“社会主义”思想来对抗“资本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要求“个人自由”(即能人的特权),要求资本(获得利润的效率)至上,要求承认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越少越好,要求承认自私和贫富差距为人类社会永恒的必然。
- 原标题:国家强制:人民之治与科层之治之间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
李强: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评论 31“西方媒体,看清你们了!”拜登“走后门”也没躲过 评论 119“TikTok只是烟雾弹,美情报机构才无时无刻不在…” 评论 150最后通牒?以色列放话“要么签,要么打” 评论 136最新闻 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