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欧树军为胡凌《探索网络法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所撰序言】

二十年前，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瑞士达沃斯器宇轩昂地宣示，网络空间将成为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没有物质、没有肉体，没有边界，更没有等级、特权、偏见和压迫；这个新世界不接受现实世界的教化、约束、殖民和统治，也不接受任何法律和政治的强制和支配，这个新世界有自己的文化、道德、不成文法典，也有自己的社会契约和纠纷解决机制；总之，这个新世界的治道更人道、更公平、更文明，它将会终结工业世界的政府专制。

“你们关于财产、表达、身份、迁徙的法律概念及其关联对我们不适用。这些概念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我们这里没有物质。”长期以来，这一毫不妥协的网络空间自由主义宪章，一直被视为网络空间的政治与法律研究的理论前提。

的确，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网络成为信息的基本组织机制，这一有着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鲜明特性的新机制，塑造出了一个全球尺度上的“信息社会”，就是一个技术上无远弗届的全球网络空间，其中，网络化成为信息化的组织规则，在信息处理、知识互补、利益分享、互惠信任上，都既优于市场交易又优于科层组织。

但是，这种新机制在催生新社会的同时，也延续了国与国之间在全球化的经济网络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它把有价值的人口、社群、产业和领域网罗其中，把一切没有价值的人和物都拒之门外。因此，这个新社会只在技术上是新的，在本体论上仍然在两极化道路上高歌猛进，全球各国的社会结构、劳资关系，尤其是生产方式，都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循此而言，二十多年来，网络空间与物理世界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网络空间的政治文化仍然受到物理世界的巨大影响，新空间所孕育的“新文化”正在萎缩。新技术看上去催生了一种“新政治”，信息技术的革命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的组织方式，提升了人们的集体行动能力，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使之在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上都很有可能量变引发质变，网络空间因此成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地。

但是，即使在美国，网络的每个层次和领域仍然是“赢家通吃”，网络政治信息和话语权仍由一小群精英和机构所创造和过滤，丑闻、爆料等传播事件仍然受制于精英群体的问题意识、兴趣取向，普通大众仍然严重分散，碎片化、微不足道。同时，新规则所催生的“新经济”也并没有缓解不同的国家、阶层和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

不过，网络空间与物理世界当然不是毫无差异的，二者事实上也正在进行着复杂激烈的政治与法律竞争，这实质上是一种主权竞争。物理世界的主权在特定边界之内，表现为国家权力对内的至上性和对外的排他性。网络空间之所以有能力挑战民族国家的权威，是因为其基础架构的技术特性，这是指互联网在其基础架构的物理层、代码层、内容层三个层面，与现实政府竞争对人的管辖权，其中重要的问题包括，现实政府究竟有哪些规制网络的权力，网络空间的基础架构是否支持现实政府的规制，以及，基础架构作为一种主权，对社区生活的统治，所代表的政治是什么，什么在影响基础架构，如果代码就是法律，谁是立法者？什么样的价值理念被带入代码？谁来构建网络空间？谁来决定网络空间所要实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