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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哈特:全球化视野下的民粹主义与爱的政治
关键字: 《帝国》迈克尔·哈特欧美左翼拉美左翼全球化阿拉伯之春厄:这里就有了规模的问题。
哈特:是的,的确有运动规模的问题。如果你将这两种运动放在一起,看起来一种运动立刻就得到全球范围的认同,但并没有扎根地方。另外一种运动的情况几乎相反,存在着在地化,但是很难取得全球的形式。因此会困在国家领土内,甚至困在一个城市内,这对我来说都是弱点。我想杰姆逊会将其称为两种运动的背反,即它们有着截然相反的程式。我所要做的就是解决这种背反。
厄:你视为弱点的方面,从不同的视角来看是否可以视为这些运动的强项?例如参与者在试图发展全球形式时,不想立刻就诉诸于民族国家的制度机构。但是全球参与似乎彻底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形式,以至于发明另类制度的尝试成为新的斗争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么说可以吗?
哈特:在我看来,在欧洲范围存在很多可能。我认为,首先,关键是要认识到,在欧洲范围内,我们无法在单一民族国家内对抗债务危机。在希腊、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等任何一国内所进行的活动与斗争都不可能取得成效。但是如果能在欧洲范围内提出债务问题,将会有更为强有力的回应,且目前已有这样的尝试。正如你所说的,很难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组织,来让德国的抗议活动与希腊联合起来。希腊和西班牙的活动家感到非常失望的一点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太少,来自北欧的参与也太少。
厄:为什么呢?
哈特:你说国家辖域是一种障碍,我同意这一点。它是一块绊脚石。例如,我对德国的看法是,即便是激进左派也对南欧的左派怀有团结(solidarity)之情,但是我讨厌团结这个词,在我看来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是对受苦的人的同情。我们需要认识到,问题是错综复杂或者说盘根错节的。你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希腊是我们全部的未来,因此可能有这样一种自我认知,但我认为还得有更深的认识。
但是还存在某些尝试,这些尝试也产生一定的效果,例如每年6月在法兰克福都会有呼吁欧洲人反对欧洲中央银行的运动;他们称之为“占阻”(blockoccupy),意思是占领或者阻碍欧洲中央银行。看起来这些示威活动与十年前无甚区别。这可以让所有国家都对欧洲央行产生一定的认识。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资本非常善于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资本并没有觉得民族国家是不可逾越的绊脚石。对社会运动和另类筹划来说,这是一个更为让人头疼的绊脚石。
厄:《宣告》涉及到联邦主义的理念。这与土耳其的政治语境相呼应,因为这里存在着重新思考联邦主义的尝试,将其作为非在地化、非民族国家的某种关联性的地区:这是一种区域,同时也保存了思考区域间共存的方式。这与你们在各种各样的联邦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用法中,重新思考联邦主义、试图确立新的概念的方式之间存在相关性吗?
哈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尝试的方向。就像我们所使用的其他政治词汇一样,联邦主义有着非常具体的意义,它在国家主权的模式内运作。回到这个概念的历史并且对其进行改造,让它成为可以在决策进程中起到作用的地方自治模式,这对我们来说很有用处。我们的思考方式就是要突破主权的框架,但另一方面,我们既着迷于现代政治思想中概念的漫长历史,同时也不满这些概念在当下所呈现出的广为接受的意义。因此试图重新思考联邦主义的可能意义就像重新思考民主的可能意义一样,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你说的很对;这正是联邦主义吸引我们的地方,因为它是一种植根于地方自治和决策的扩张性网络机制。
二、诸众、民粹主义以及爱的政治
厄:现在我想谈谈诸众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你和奈格里所想象的新的左派政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大同世界》和你在土耳其海峡大学的谈话中,你都小心翼翼地区分了诸众和人民,同时也区分了诸众的政治和民粹的政治。我能否再问一次,你区分这两种政治形式的方式以及这种区分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吗?
哈特:首要的问题是杂多性(multiplicity)。人民这个政治概念主要用来代表一致化或者说同质性的主体。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好比说土耳其人民时,它所代表的是主导的主体性,但同时也排斥或者遮蔽了从属的主体性。换句话说,它用一张面孔将杂多性统一了起来。土耳其共和主义话语对人民概念的使用似乎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在我们看来,诸众作为一个概念比人民更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命名了被人民所遮蔽的多元性的现实。
因此首先要说明的是,当你说土耳其人民的时候,实际上存在很多人民。例如,你可以通过宗教定义人民,你可以通过族裔或者语言定义人民,你也可以用性别定义人民,因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代议制中几乎都表现为男性。性取向也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指标。所有这些你都可以说:好的,的确有很多不同的人民。但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人民内部都存在杂多性的问题。库尔德人民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杂多性一直存在。
所以我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反对或取代人民概念的杂多性意味着认同多元性(plurality)。例如十年前的玻利维亚斗争,在推翻新自由主义政府以及选举左派政府之前,那些运动使用诸众这个术语,但他们的用法完全独立于我和托尼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认识到了斗争中的人民在族裔上的多元性:在玻利维亚,除了非土著人口,还有26个土著身份。他们想要指出,他们不是作为玻利维亚人民在斗争,他们并非同质的整体,而是作为有着不同身份的诸众在斗争。这是一个方面。
我想第二个问题是,诸众是否有可能实施政治行动,或者是否有一个一致化(unifying)的例子?我认为民粹主义的理论预设了这样的前提,政治行动必须要有一致化或中央集权化。我现在想到的是拉克劳,特别是他的《论民粹主义理性》。拉克劳和我们一样,也是从社会领域是一个开放的杂多性的前提出发,这意味着没有前定的一致性。但接下来他说,政治行动总是需要在霸权能指下有一个一致化的过程,在主权代表如领袖或政党下进行一致化。
托尼和我使用诸众的概念,出发点也是社会是一个彻底的异质性领域这样的前提,但是我们正在筹划、我们渴望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不需要霸权形象来主导政治,而是能够在斗争中确立关系的多元性,不需要主权代表来实施一致化和中央集权。而拉克劳(及其对弗洛伊德的使用)的说法在我看来是一种关于人性的假说:我们需要父亲,就像我们需要领袖或政党一样。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就是人性的话,我宁可远离人类。但我并不觉得那是人性,也许更好的说法是,我认为人性并非固定不变的。我期待一种可以形成纽带的人性,从而可以政治地行动,不再需要父亲的角色。
安东尼奥·奈格里(左)和迈克尔·哈特(右)
厄:这与你对领袖位置的批判相关,这种批判也与你在新的斗争周期中所观察到的趋势相关,并且你认为这是主导这些运动的趋势,是对左派的内部批判。
哈特:是这样的;左派中有很多思想都已经慢慢远离权威的形式。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全世界很多地方社会运动的主流趋势。在某些方面,埃及解放广场意味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全球普遍认识到当下运动的这种品质。在我看来,运动的这种形式或者野心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识。尚不清楚的是,这是否能够成为政治组织的持续且有效的形式。
厄:如你所说,即便你不想将领袖问题与人性的某种形式、心理学意义上的某种需求联系起来,这里也存在某种政治感受,那就是需要再生产与领袖的关联。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对领袖的向往,而不陷入心理学的泥潭?
哈特:也许你可以从另外一种模式来进行心理学解释。这正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1968年之后试图阐释的问题:一种政治的反家庭主义(antifamilialism)。他们反对家庭,但并非仅仅反对那种三口之家:爸爸、妈妈和我。他们也反对从家庭形式扩展开来的各种政治结构。弗洛伊德说,为了成为兄弟,我们需要在社会结构或者政治群体中拥有一位父亲。德勒兹和瓜塔里不仅要杀死父亲——他们想要忽略父亲,而非杀死任何人——他们甚至也不想成为兄弟。我觉得他们努力想要摆脱的,是奠基于家庭逻辑之上的对于社会纽带和政治组织的全部想象。在某些方面,这与我们思考诸众的方式完全不谋而合。
厄:这么说诸众是对家庭的根本性批判。
哈特:是的,诸众是对家庭的根本性批判,也是对家庭主义的根本性批判。德勒兹和瓜塔里使用家庭主义这个术语的目的想要让其产生更大的影响。以下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话。他们会说,“人们彼此之间表达纽带关系的方式只能通过家庭关系,难道这不是非常恶心的吗?”就好比说,“我像兄弟一样爱你。”或者“我们姐妹共同战斗。”他们想要消灭关于家庭纽带的全部想象,这种想象排除了其他建立关系纽带的方式。但像诸众这样的概念并没有完成,这也是我喜欢这个概念的原因之一。
- 原标题:《帝国》出版15周年:访谈迈克尔·哈特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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