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孟捷】

改革开放40年，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总结。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是跟一系列非常特殊的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即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反思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比较常见的，但选择哪些制度作为起正面作用的典型制度来分析，却有着深刻的分歧。我认为，在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可以挑出三个最典型的制度形式，即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国家。

农民工是一个经济制度，当然这样说不意味着，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学的或其他意义的现象，[1]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可以被看作我们常说的经济制度。第二个制度形式是竞争性的地方政府，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较多的分析，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但总体而言，这些理论受到自由主义话语的严重影响。第三个典型制度是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的政党，它同时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制度。我个人的看法是，学术界——包括政治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对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的分析，大体接近于完成，但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对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分析，完成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对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经济制度的分析，则几乎是空白。下文将辟为三节，分述这三个问题。

一、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

（一）农民工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到了80年代初，开始允许农民进城。1984年前后，中央出台了允许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当时如果有城市户口，就拥有购买商品粮的权利。如果你没有城市户口，是农村户口，就不能购买商品粮。所以1984年允许让农民进城，马上就有一个问题，你是带着农村户口进来的，要在城里生活，你不种地了，那么粮食从哪儿来？那时候买粮食光靠人民币是不行的，要有粮票。当时我们在复旦大学的宿舍里能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农村来的小姑娘，沿着宿舍给我们兜售农村乡镇企业生产的一些产品，比如袜子、手套，她不收人民币，收什么？收粮票。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农民进城，虽然开了个口子，但是因为有限制，口子开的还比较小，进来城里很不容易，但是毕竟开了一个口子。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国进入WTO这个阶段，这时候进城的农民工中有很多当保姆的，从事服务业的，像后来那样真正到工厂如富士康打工的，相对反而偏少。比如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农村小姑娘是给乡镇企业做销售的。当时有个电影叫《黄山来的姑娘》，很有影响。黄山在安徽，安徽出保姆。安徽有个无为县，这个县基本上都是出来当保姆的。这是第一个阶段。农民工当时大多数是在本地，外出的反而是少数，我们叫本地农民工。那为什么叫他农民工呢？因为他不种田了，他进乡镇企业工作，从他的工作性质来讲是工人了，但是因为他又有一个由农村户口界定的身份，所以造成一个叠加，因此叫农民工，也就是说工人是他的职业，农民是他的身份。农民工这种复杂的制度现象是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时出现的典型现象。

2001年前后，对于中国农民工的发展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国家统计局计算农民工数量时把农民工分成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大概在2000-2001年之前，就全国而言，本地农民工的人数在绝对量上多于外出农民工。但是在此之后，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就开始超过本地农民工。说到2001年，大家马上会想到，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中国在这一年加入了WTO。从此以后，农民工的职业分布相当大一部分在生产性行业，比如说建筑业是最多的，还有很多在制造业。今天，我们大概有两亿八千多万农民工，一半以上是外出农民工（图1）。

图1  农民工数量变化：1985-2017年（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定量估测（1979-201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11020，图1。笔者将数据延长到了2017年。

2001年界分了农民工发展的两个阶段。这一年中国通过加入WTO融入了全球经济贸易体系，这对农民工作为一个制度现象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怎么理解农民工呢？农民工是一种制度现象，其出现是以其他制度现象为前提的。这些制度中主要是户口和土地制度。

户口是一种制度，但你很难说户口是什么性质的制度，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它兼具这几个方面。经济学家可以从经济方面来理解它，把它看作是一种经济制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仅仅是经济制度。

第二是土地制度，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是造成农民工制度的另一个制度前提。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户口制度、土地制度的基础之上又长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在经济学上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制度的演化，即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之上长出了新的制度。

在宣传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时，通常认为这一变革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此粮食产量就开始增长。但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高峰，从那以后又开始下降。包产到户对增加产量的促进效应维持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后来大家又认识到，粮食产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增长，并不完全是因为包产到户，还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袁隆平的水稻品种改良，这是中国的绿色革命，它的效应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