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人是首先发掘义乌机会的阿拉伯商人，在新世纪之初启动的初级产品牛市中，一批在沙特阿拉伯谋生的也门人敏锐地觉察到当地收入和消费开始急剧膨胀的潜力，便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

最后，他们在义乌落足，用义乌市场上取之不尽的廉价商品横扫阿拉伯市场，大发利市，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随之跟进，把义乌小商品推销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这样一来，他们在义乌阿拉伯商人中占多数，实不足为奇。

就总体而言，根据我的了解，在义乌的发展中国家商人中，这些阿拉伯商人属于生意规模较大的。一家阿拉伯客商一次订货三四个、甚至更多集装箱，并不少见；非洲客商中则有20多家合起来拼一集装箱货的。

与此同时，从亲眼目睹，到这两三年来当地同志介绍，我也知道一些义乌外国穆斯林侨商如何享受、追求中国自由开放的现代文明生活，即使那些长须长袍貌似宗教神职人员者也不例外。

正是基于这些了解，我才认定某些地方借口“吸引外国穆斯林商人”而创建“清真生活环境”在商业上南辕北辙，在政治上危险。

“数千名战乱国家民众来华生活浙江义乌发暂住证”消息在全国各地读者中引起轩然大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公众对暴恐威胁、三股势力渗透日益警惕，有关部门完全应当理解，并借此鞭策自己不断改进工作，而公众也应该避免误解。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城市，万商云集才是兴旺气象，对义乌这样的商贸城市而言，人气更是生死攸关；我们摒弃天真白左小清新思维，但我们应该欢迎合法商人来华。我们警惕防范破坏性势力，不等于我们就不能在“和而不同”基础上与别人和平共处。

从更大历史跨度上考察，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原则之一就是倡行王道，反对霸道。这种王道原则落实到个人身上，体现为中国文化传统格外强调个人自省、自律。

若落实到国家民族主体上，在对外交往中的体现就是主张在强大国力基础上，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行体恤远人、怀柔外邦、化育蛮夷的仁政，恩威相济，创造和不断改善友善的环境，使得外人在深感中国国势强大的前提下，又切身体会到中国王道所赐予的恩惠，以形成并强化中国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感召力，加强外邦、远人对中国的向心力，“怀德畏威”，最终形成“四海宾服”、“万国来朝”的局面。

即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而这也正是历代中国王朝梦寐以求的盛世标志之一。

从汉唐至清王朝，但凡统一的盛大王朝，无不将“柔远能迩”视为“盛化之嘉谟”，在涉及对外关系、包括对西方贸易关系的奏章和谕旨中，充满了“怀柔远人”、“惠泽远商”之类文句，关注保护来华外商生命财产安全，合理规划其税负，约束本国商民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为来华外商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

即使通常被认为奉行“闭关锁国”对外政策的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近二百年自主决策时期，其全面限制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指导思想固然错误，但在有限的通商口岸仍然非常重视给中外商人创造良好商业环境，特别是在安全、商业问题上给予外商平等、友善的待遇。

既然如此，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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