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参与总统竞选改变了我的媒体形象。作为竞选的成功部分，我发现自己受到国家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我多次参与一些节目，比如《会见新闻界》《斯蒂芬诺普洛斯一周谈》《国情咨文》《面对国家》《福克斯周日新闻》。有几个周日，三四个节目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我也出现在几乎每个深夜节目中，有些不止去过一次。斯蒂芬·柯尔伯特经常邀请我去他的节目，我还去过吉米·坎摩尔、吉米·法伦、拉里·威尔摩和塞特·梅耶斯的节目，也回归了比尔·马赫的节目。

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周六夜现场》有了一个常规节目，那就是拉里·戴维对我的模仿，甚至比我更像我。如果想了解电视的影响力，请去看《周六夜现场》或者了解一下知名喜剧演员在节目上模仿你会有什么效果。曾有一段时间拉里比我受到的关注还多。

当我在纽约时，我经常出现在ABC、CBS和NBC的早间节目中。我还跟塔维斯·斯迈利和朱迪·伍德拉夫一起参与了几次PBS（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甚至在《视野乐园》与乔伊·比哈尔、琥碧·戈柏以及其他女士聊天，我还跟艾伦·德杰尼勒斯在她的节目上跳舞，向世界展示了我舞痴的一面。

我登上了《滚石》《时代》等一些杂志周刊的封面，让我的孩子们印象深刻。

如果你正式进行总统竞选，会得到很多的关注，我就是如此。在我宣布参选总统之前，估计只有不到15％的美国人知道我是谁。但是竞选结束后，或多或少全国人民都认识我。这是个好事，可见竞选指挥迈克尔·布雷格斯花了不少功夫和沟通时间。

但是也存在坏处。

就我的竞选团队与全国公司制媒体的关系而言，我们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原因有很多。

首先，竞选刚开始，权威“专家”认为我是一个“凑数”的候选人，不是真的想参与，没有机会赢。主流媒体不会花大量时间来报道他们认为无法取胜的候选人，这一点完全体现在我们被报道的频率和类型方面。在《纽约时报》中，我的竞选宣言上了第19页，此外全国新闻网络没多少报道。

第二，大型跨国公司所有的企业媒体并不都对打击企业的想法惺惺相惜。我刚开始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就挑战经济、政治和媒体机构，可能不是迎合报道机构的好方法。改革不如人意的贸易政策、实施单一付款人制的全民医疗保险、气候变化以及累进税收改革等都是我在竞选期间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对富人和强权的挑战，不是企业媒体喜爱的主题。

第三，如今媒体报道的特性，特别是电视媒体，大多都从自己决定的“当天问题”出发，进行简短报道。他们决定哪些问题很重要，然后我们做出简短回应。虽然我可以参与这个游戏，但对我来说实属不易，也玩不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我很难在20秒内对当天问题做出回应。

第四，美国的竞选中，对国家面临的问题缺少认真分析，不善于提供真正的解决办法，这是我们的弱势，也绝对不是主流媒体的出发点。

对于企业媒体来说，美国人民真正面临的问题无关紧要，如贫困、中产阶级衰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贸易、医疗保健、气候变化等。对他们而言，政治主要是娱乐。在播放时间有一个受欢迎的节目叫做《马戏团》，不是讲小丑、杂技、表演动物，而正是关于政治竞选。除了明显例外情况，记者们接受训练之后，将竞选类比为一场游戏、棒球比赛、肥皂剧或其他冲突。

打开CNN或其他政治报道网络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报道内容都是关于个人性格、八卦、竞选策略、丑闻、冲突、民意调查和输赢、筹款、竞选游说波动，以及候选人可能说的或做的蠢事。政治报道就是一部竞选游说的戏剧，跟美国人民的真正需求关系不大，和候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相关。多数报道都集中在候选人身上，很少涉及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危机。

根据舒思深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对2016年初选的研究，只有11％的报道关注候选人的政策立场、领导能力和职业历史。我认为这个比例仍然偏高。

“政治即娱乐”的方式对于经验丰富的唐纳德·特朗普等人来说非常奏效。特朗普赢得共和党初选，利用自己的“推特”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赢得了大量媒体报道。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特朗普获得的广播电视网络夜间新闻曝光度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的十倍。对于企业媒体来说，指名道姓和人身攻击更容易报道，也更喜欢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