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没有金属工具，没有车辆，没有纺织品，全靠石器、木棍和皮索来工作的时代，这些和物质生产无关的伟大工程证明了早期农民对神灵的虔诚、对祭司阶层的敬畏。而且，同期的遗址中完全没有宫殿和兵营的位置，神庙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权力中心。构筑神庙的工作看似“无用”，但如果没有宗教活动来凝聚社会，那些所有文明都不可缺的世俗事务，如修筑渠道、收取余粮、组织军队都无从谈起。

这样，文明诞生的原因似乎延伸到了更具体的问题：为何文明社会的早期成员都会虔诚地相信超自然神灵？为何祭司集团能制定一系列规则约束所有人？为何他们能利用非常简陋的物质条件布置足够慑服人心的宗教仪式，甚至让农民心甘情愿地充当人殉？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根本不必回答——如果你在招聘启示中提出了本科学历的要求，就不该奇怪为什么绝大多数应聘者都经历过高考。既然在石器时代，能动员大多数人口采取违反人类“天性”的生活方式、并长期保持为制度的唯一力量是宗教，自然所有的文明在早期都会存在宗教主导阶段。至于那些没有选择宗教化的石器时代族群，那些宗教凝聚力不够的部落，要么被文明化农业社会赶走，要么被早期宗教文明吞并，根本就没有资格被文明人记录为历史。

这个阶段从史前一万年左右开始，持续了四、五千年。和后世的文明社会不同，那时的社会没有什么“世俗”和“宗教”的区别。在祭司和普通人看来，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本是一回事，僧侣也不是所谓的“出家”和“出世”之人。相反，负责祈祷的是祭司（僧侣）、负责管理生产的是祭司、负责储存物资的是祭司、负责商业的是祭司，负责开办学校传授知识的是祭司，负责治安的还是祭司，甚至负责组织演出，娱乐神灵（也允许平民围观）的也是祭司。两河流域古神话称，恩奇神（Enki）之所以造人，就是为了替神灵耕种土地，免除神灵的辛苦。祭司们有义务也有权利替神管理人类，让农民按照神的意志去劳作。

所以，与其说神庙是早期文明的政治、文化、司法和军事中心，不如说此时的文明城邦就是神的庄园，类似后世的寺庙地产。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两河文明，祭司团体还直接拥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神庙依然是古代城市中唯一引人注目的建筑。典型的神庙会在壮观的高台之上设置祭祀大厅，周围被祭司的房间环绕，这些房间就是最早的的办公室。神庙外围则排列着仓房，储存整个文明的剩余产品。文明居民要办几乎任何事情都必须去找祭司，就像我们去政府办事大厅，去社保中心，去学校和剧场一样自然。

图4 苏美尔神庙-城市复原图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遵守祭司转述的神谕，而不是来自世俗政府的法律。早期苏美尔人如果遇到纠纷，神庙就是法院，祭司就是法官，占卜和神谕则是终审判决。按中国古神话，司法源于尧舜禹时期的大法官皋陶：“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这描述的显然也是文明肇始，由祭司（巫师）主持的占卜“神判”。对于此时的“文明人”来说，恐怕根本就想象不出一个没有祭司和神灵的社会。

公元前1300年，游牧蛮族以色列人到达巴勒斯坦，开始创建定居文明社会。和其他文明的早期阶段一样，以色列最早的文明领袖是先知祭司，称“士师”，旧约圣经专门有一章《士师记》描述这个神权时代。而士师的英文译名正是Judge，即法官、裁决者，兼有管理世俗社会之权。最后一任士师是撒母耳。《圣经 撒母耳记》记载了士师神权制度的末日：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生产的粮食和蔬菜水果，他们必取十分之一……”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

“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乃命重黎 绝地天通 罔有降格

——《尚书》

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 使人神不扰 各得其序 是谓绝地天通

——《尚书孔氏传》

圣经竭力宣扬神权至高无上。但很明显，撒母耳立王是一个神权向王权让步的故事。长老们逼迫祭司交权，理由是以色列需要军事统帅；祭司则告诉他们王权意味着缴纳永无休止的税赋，供养官僚机构。与虚无缥缈的上帝相比，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无可抵抗。

最初的文明是“孤岛”式的农业城邦，生存和扩张的主要障碍是自然环境，以及周围保持游猎生活方式的“蛮族”。宗教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后，在一些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农业城邦开始变成“群岛”，进而边界相接，开始竞争土地、水源、矿产等稀缺资源。人类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的局面——现有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是另外的人类。军事活动第一次成为文明社会的必需品。

军队需要纪律，需要统一的指挥，必须有稳定的领导，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团体。另外，军队不仅可以对外征伐，还可以用于对内镇压。所以新兴的军官团体有能力发动政变，把自己变成国王和贵族，强迫祭司和民众都服从自己。这个逻辑似乎很顺畅。

但石器时代还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军事阶层，因为缺乏合适的武器。受材料限制，军队只能用木棒石块来制造兵器，比如骨制箭头的弓，或是精心磨制的石斧。这些装备杀伤力并不明显胜过农具、猎具，而且难以持续作战——最好的燧石刀，也很容易一击碎裂，变成普通的钝器。

这意味着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镇压，少量职业军队都没法压倒临时组织的民众。宗教的动员能力明显胜于刚刚出现的军官团，而全民动员往往能打败少量凶悍的入侵者，或是阻止军阀夺权的企图。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祭司都是军事行动的主导者，神权的地位依然稳固。

渐渐地，祭司们努力搭建的贸易网带来了压制神权的新材料。大河流域周边的山区提供了铜、铅、锡的矿石，几种柔软的金属混合在一起，可以凝结成坚固且有韧性的合金——青铜。原本主要用于装饰的金属从此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个早期文明相继进入青铜时代。

在随后的五千年中，铜在大多数地区都是货币的重要材质，虽然比不上金银，但这也足以证明铜是一种准贵金属。早期文明大多处于大河冲积平原，远离矿区且缺乏冶炼的燃料，青铜的价格更是昂贵到平民难以承受。所以，青铜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农民和工匠换上了青铜工具，他们一般只在工具的关键部位使用一点点青铜，比如木犁的尖端，比如锯子的齿部。大多数工作依然使用纯粹木器和石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

但是，有限的金属完全可以改变战争的形态。青铜兵器，哪怕只装在矛头上，也足以把军队的杀伤力提高一个数量级。几百名精兵持剑、披铜甲，射出青铜箭簇，可以轻松打败上万名石器时代的民众，而且武器并不会因此出现明显损耗。

金属刀具的出现还给人类带来了精密加工硬木的能力。此前人类虽然已经使用陶轮来制作陶坯，但直到青铜工具出现，人类才能造出廉价的车轮和车轴，并在关键的受力点用金属部件来加固，交通因此进入了车辆时代。青铜时代的马还没有被驯化成后世的强壮马种，体型比驴大不了多少，没法背负一个骑兵作战，但体力恰好足以拉车。多匹马合力，双轮马车就能带着射手或粮食飞驰，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冲击力和后勤能力。

图5 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的陪葬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