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使经济政策保持内在连贯性和一致性，通常应以经济理论分析为行动指南。因此，弄清哪些经济理论与世界经济增长的事实相一致或相矛盾，就非常重要。以本系列两篇文章中的事实为例，在此将就三个基本的经济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1）西方“庸俗”经济学——此类经济学没有严谨一致的理论框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但它频频出现在某些媒体上。

 （2）严谨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增长核算法——它有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也有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下面将按顺序对这些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1. 西方“庸俗”经济学混淆了供给侧和需求侧

上文对最大经济体的实证分析反映的最明显的事实之一是，消费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越慢，消费增长速度也越慢。这些事实戳穿了西方“庸俗”经济学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即未能弄清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区别，以及投资和消费在这方面的作用。

投资和消费在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实际区别显而易见。投资既是需求侧的一部分，也是供给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购买的机器、工厂等（需求侧），也用于生产（供应侧）。

相比之下，从定义上讲，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如果任何东西是生产投入，那就不是消费。因此，虽然消费是经济需求侧（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的一部分，但消费不是经济供给侧（消费不是生产投入）的一部分。

消费不属于供给侧的事实，得到了严谨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明确认同。但在西方“庸俗”经济学中，这一事实被“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66%”等说法所混淆和掩盖，这些说法暗示消费是生产投入。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与事实明显相悖。

目前我国投资和消费增长均处于低位 国家统计局

如果消费是生产投入，那么用消费代替投资，即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和降低投资占比，不会带来GDP增长率的变化；或者如果消费是比投资效率低的生产投入，那么提高消费率，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应该相对较小。

但如上文所述，与此直接矛盾的是，在大型经济体中，特别是在超大经济体中，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性。这必然是由于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相应地出现了投资占比的下降，这意味着经济供给侧（产出）投入的降低，进而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66%”这样的错误说法是极易引起混淆，也极具误导性。准确的说法应为“66%的GDP用于消费”——它表明，这66%的GDP是消费，因此不是生产投入。它还清楚地表明，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但不是经济供给侧的一部分。

由于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消费对生产增长和GDP增长的贡献必然始终为零。

2. 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西方庸俗经济学的第二个错误之处是“有必要提振消费”之类的说法，但没有具体说明这意味着提高消费占GDP比重还是提高消费增长率。这种不明确的说法极具误导性，因为如上文所示的事实证明，这两项措施相背而行。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速会下滑，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

因此，西方庸俗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事实完全矛盾，那些分析对经济发展不仅毫无帮助，相反极具误导性和危害性。因此，为避免引起混淆，一项重要任务是将西方庸俗经济学从经济政策制定的讨论中剔除。

3. 严谨的“西方”经济学

相比之下，严谨的西方计量经济学不会像西方庸俗经济学一样，混淆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在严谨的西方经济学中，消费显然不是生产投入。“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广泛、最为系统、最为精确量化的严谨理论，源自索洛创建的“增长核算法”，因此本文将主要关注这些理论（尽管也有其他理论，例如源自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投入产出分析）——有关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请见拙文《抛弃错误的增长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转向马克思的立场》。

索洛的增长核算公式将生产投入分为三种：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最后一种是指经济增长中不能够被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3】。但是，索洛最初的公式存在一些缺陷，后来的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改进【4】。经过这些修正后，增长核算法成为分析经济增长的一整套统计方法。因此，本系列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按照增长核算法计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续研究者改进后的公式中使用到的指标，都使西方增长核算范畴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详情请见拙文《抛弃错误的增长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转向马克思的立场》。

鉴于增长核算法将资本，而非消费视为生产投入，因此它清楚地预测了上文所分析的实证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增加将提高GDP增速。

但是，如下文所示，严谨西方经济学的增长核算法存在一些容易混淆和错误的地方，使其不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具有一致性，在预测事实方面也不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源于西方经济学将“资本”和“劳动”概念化为根本不同的东西，而事实上资本是前一个生产周期中劳动的产物。马克思清楚地理解了后一个事实——因此，马克思证明了固定资本形成是随时间推移的劳动社会化。

对这一点缺乏认识会导致犯前期增长核算法所犯的错误，比如没有预测到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随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大的事实，而经济发展源自马克思经济学所分析“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与马克思相比，严谨的西方经济学/增长核算法的其他弱点将在检验马克思的分析时指出。

4. 马克思对固定投资的分析

与西方增长核算法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将劳动和资本视为生产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别称之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指出，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如西方增长核算法一样，他也预测，资本投入增加将提高GDP增速，如上文所述的一样。

因此，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严谨的西方增长核算法，均认同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但是，这两种理论框架和结构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分析更为全面。特别是，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以前生产周期中劳动的产物，这与他所作的“经济发展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的分析相一致（他在早期著作中使用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这一术语，而非“劳动社会化”，但两者的含义基本相同）。

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的分析，衍生了一系列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得到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印证。

也许，对于所有这些不同的劳动社会化过程的综合运用，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5. 马克思对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综合分析

因此，马克思对投资作用的分析只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一个方面，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马克思的框架与一些西方经济模型明显矛盾，这些模型也强调投资的作用，但不将投资视为劳动社会化整体过程的一部分。

例如，曾经颇具影响力的“进口替代”战略主张在关税壁垒的背后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模式。但这样的主张也导致高筑关税壁垒的国家在国际分工/劳动社会化中的参与度较低。当时也赞同这一主张的凯恩斯指出：“因此，我认同那些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纠葛最小化而非最大化的人。”【5】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预测这些战略会取得成功，因为这样的主张降低了各国在国际分工/劳动社会化中的参与度。

6. 中国的经济表现印证了马克思所作的“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这一分析得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完全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1）首先是在单一生产周期内细化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即令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日趋专业化，从而提高这些生产单位的生产效率。西方经济学称这种形式的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为“中间产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称之为“流通资本”，即本身不是成品但却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投入（例如，方向盘作为汽车零部件是汽车行业的一种投入）。

现代统计研究表明，中间产品/流通资本增长是拉动经济整体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详情见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

除了不同生产单位的生产日趋专业化之外，这种劳动社会化必然需要体现基础设施发展的高水平的运输、通信等，而这是连接这些专业生产单位所必需的。因此，这种基础设施使得在国内大范围细化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成为可能。

就中国国内而言，这一过程的结果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言：“各地区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6】

这一政策吻合马克思的预测——在单个生产周期内细化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并通过基础设施和其他方式为此创造条件，将促进经济发展。

（2）固定资产投资，即随着时间推移的劳动社会化，在当前生产周期中使用以前生产周期的产品。上文已详尽分析了投资对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在此不再重述。如前文所述，经济事实明确有力地印证了马克思的预测，即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将促进经济发展/增长。

（3）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全球化”。原则上，国际劳动社会化与国内劳动社会化没有区别。但前者的规模更大，因为世界经济是最大的经济单位，而且由于独立国家的存在，它也有其特殊性。

与马克思所作的“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的分析相一致的是，马克思是保护主义的战略反对者，但他并不反对在有限的时间内战术性地利用保护主义。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这种保护主义战略目标不是永久性地将劳动社会化降到国内范围，而是能够战略性地创造参与国际劳动社会化的机会，关于马克思对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系统性总结分析，请参阅恩格斯的文章《论自由贸易问题》【7】。

当然，中国一再强调“开放”一词清楚地表明面向世界经济，而非正在转向封闭的决心。许多研究印证了马克思的预测，即加强国际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将促进经济增长/发展。

（4）研发——这是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劳动社会化。正如本系列前一篇文章所述，中国已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提高研发占GDP比重。许多研究证实，以增加研发支出的形式加强生产社会化将促进经济增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