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碎片化的时代。电信网、互联网都将被分割，5G等通信技术体系也将出现分裂。此外，在一些技术领域，如果全面禁止和设置壁垒的政策取代风险评估的话，我们的前景将变得更加暗淡。例如，许多人对大数据的使用感到非常焦虑，这种焦虑感将导致在生命科学乃至其他对我们的社会十分有益的尖端科技领域里合作性创新和竞争性创新的终结。面对中国的创新竞争，美国最好的回应就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我们应该引进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创业者、风险投资和创新理念。只有勇于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成功才会变得可能，指责别人是毫无意义的。

第四，我曾于2018年在中国提到一点，那就是从没有哪个人能够向我解释清楚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动机。它是一个地缘政治动作吗？是中国为了利用过剩资本才搞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发展计划呢？上面的答案应该都是正确的。有人以为中国能够用中国式的交通走廊来联通欧亚大陆，我想这样做不可能促成可持续的发展，只会导致债务的堆积。

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在“一带一路”项目中采纳更高的标准以及已被亚投行接受的诸多国际规则：透明、反腐败、公开的采购、环保的施工并考虑项目所在国的负债可持续性。我注意到，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原则靠拢。美国、其他国家以及各大商业集团都应对此给予关注，以确保好的意愿最终能结出好的果实。

最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显然已经不再符合邓小平当年制定的“韬光养晦”（hide your strength, bide your time）原则。中国渴望在西太平洋地区乃至更加遥远的海域获得军事优势。中国的这一目标虽然令人有些不安，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这一目标给予战略性的、准备充分的（well-resourced）、持续的回应。美国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并对我们自身的军事能力进行投资。此外，美国还需要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在重要水域的航行自由以及对盟友给予保护等都在这一利益的范围之内。与过去几十年那个美国能够在全球各地以支配性力量采取行动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后应该对手段与目的进行更加仔细的思考。

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曾在20世纪初就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过一些论述，他认为美国需要与该地区的大国展开竞争、对其施加影响控制或与他国联手对其进行制衡，21世纪的美国政府也应该能够从马汉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论述中获益。此外，马汉还希望加强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他曾写道：“关税就像一种现代的铁甲舰，它有很厚的装甲，动力和火力却很弱；关税这种东西防守力有余，攻击力却不足”。我们为什么要采取“铁甲舰”一般的贸易政策呢？

如果我们希望制定成熟自律的外交政策，对军事行动、军事能力进行仔细的思考和计算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在冷战末期美国军事实力最鼎盛的时代，老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也曾通过动员盟友、建立联盟、与伙伴国家进行协商传递出了一个自律的大国形象。其实，这样做反而更加有效，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真地去测试美国的意志和决心。

在历史上，美国人曾长期在中国扮演“传教士”的角色，工作内容涉及宗教、教育、医疗和政治等领域。我们曾希望通过传播基督信仰、商业文化、共和主义让中国人能变得更像我们。然而中国人却对此进行了抵制：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从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及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都让美国人在退却的同时感到震惊和愤怒。

我建议，这一次我们应该稳住阵脚，不要在信仰上作出让步（stay steady without yielding our beliefs）。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安全，里根总统与苏联展开了合作，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拒绝参与一场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若要感受美利坚的魅力之源，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美利坚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想象力和抱负的国家，我们需要为此努力工作。美国应该用自己的行动为各国树立可资效仿的榜样，这是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乃至更早的独立战争时期就确立的一项原则。然而令人感到难过的是，今天我们的国家领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对外国留学生、梦想家、移民和新思想关上了大门，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我们把所有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美籍华人（他们可是我们的美利坚同胞）都划入不可信任的阵营，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如果我们变得更像中国，我们就不可能赢得与中国之间的这场竞争。

我在2005年那场讲话的结尾曾敦促中国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我还以“自由是美利坚的灵魂”为此作了解释，并大呼“我们的尊严是不可以拿去谈判的”。我当时还指出，美国在推广一些意识形态和理想时并没有抱着“削弱中国”的目的（our purpose in championing ideas and ideals was not“to weaken China”）。小布什政府曾这样阐述美国的动机：美国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自己的自由、走出自己的道路”（“to help others find their own voice,attain their own freedom,make their own way”）。

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不应被夸大，更不应成为导致关税大战爆发的理由。坦率地说，特朗普政府本身是有些分裂的。那几位参与对华谈判的主要人物不断要求中方把市场大门开得更大以便美国商品能够进去，如果得手，他们还会要求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整合；而特朗普政府内另一派人则在外交层面对中国大肆指责，这只会导致两国走向“脱钩”（一些官员已开始注意避免使用这个词）。此外，国会里的许多人以及参与总统大选的众多候选人也都在很积极地展现与中国对抗的强硬态度。

如果无的放矢，仅仅依靠“强硬”是无法达成目标的。一些政府官员的讲话充满敌意，然而这对美国（无论是通过以外交操作、双边协商、同台竞争、构建联盟等手段向北京施压还是通过对其进行直接遏制）重塑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方式毫无帮助。

中国一直在关注美国的动向。据报道，中国人已着手准备与美国进行长达30年的持续斗争。“斗争”如今是中国战略界新的关键词。中国将通过采取措施使自己免受美方施压、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同时北京也将加强自力更生能力（national self-reliance）。长期以来，自力更生一直是中国的传统。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工作刚刚结束，与中国共同签署这份协定的包括许多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家。1989年，我与当时的贝克国务卿共同发起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美国因此在亚太地区获得了经济优势。如今，美国放弃了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这将对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而充满活力的东南亚将在21世纪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正在全世界失去朋友和信任。在中国与美国进行战术周旋的同时，美国却在把长期以来积累的国际优势挥霍殆尽，中国人看到这一幕时内心一定是非常得意而又感到有些哭笑不得的。请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能够否认中国拥有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呢？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作为大国是一个与我们同台竞技的玩家，我们难道不应该敦促中国承担起一个“全局性利益攸关方”（a systemic stakeholder）的责任吗？

正如拥有数十年经验的美国与亚洲关系问题专家杰夫·巴德（Jeff Bader）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在试图影响中国的行为时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无疑已经比罗伯特·佐利克2005年提出‘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时变得更加严峻”。今天的中国经济规模更大、实力更强，而且状态正佳，中国认为没有必要去接受一个已深陷混乱的西方给出的诸多标准。中国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我们不喜欢的，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局面。

不过，杰夫·巴德也指出，我们应通过外交手段去构建一个全球性框架，中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一些调整，维护全局性的利益。我们不应听任中国去打破现有国际体系或去寻求建立一个对抗性的国际秩序，后者将是一个极具风险的举动。

美国自身当然也是“利益攸关方”之一。在整个20世纪，有25万美国人死在了亚洲国家的土地上。这也正如拿破仑所说，国家利益的边界由其士兵的墓地所划定（the borders of a nation’s interests are marked by the graves of its soldiers）。美国不应因某人的一席出于选举考虑发表的不靠谱的贸易谈话就放弃自己在亚洲的利益，美国也不应把自己与一些国家建立的联盟关系贬低为一种被“对驻军、以小事大和贸易关系的阴暗描述”（shady accountings of troops, tribute, and trade）所定义的权宜之计。

美国需要提高警惕：发生误判和非预期后果的风险正在增加。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的老朋友、以学生身份密切关注中国的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发出警告：“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变得极度不稳定，它会打破过去4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设，让东西方之间的铁幕重新落下，它预示着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开启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和战略稳定的丧失”。

中美两国陷入冲突——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将导致无法估量的代价和危险。人类在20世纪已经见证了令人震惊的具有工业时代特征的大毁灭，我们不要以为21世纪的网络时代不会发生这种灾难，其破坏性可能相同甚至更大。

美国需要通过与盟友、伙伴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合作关系来强化自己的影响力；美国需要挽救、升级乃至扩大以开放精神、对规则的遵守和纠纷的公平解决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展现美国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贸易机会的提供者的形象，让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们享有尊严、感受到美国的尊重；美国需要在与中国展开互利合作的同时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分歧。美中两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展开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分歧，“利益攸关方”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对分歧的管控应该在一个能够产生共同利益的更大的框架内进行（the management of their differences should take place within a larger framework that offers common benefits）。

当我在2005年选择使用“利益攸关方”这个词的时候，我在心中的预设是各“利益攸关方”在一项共同事业中拥有各自的利益（interests in a shared enterprise）。为了维护这种利益、让这种利益与时俱进并扩大（preserve, adapt, and grow）这种利益，为之付出努力（甚至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值得的。只有傻瓜和内心怯懦的人才会放弃这一共同事业。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2月14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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