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5年里，中国一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引发的全球性报复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不再低估其货币的价值，其外汇储备也被削减了约1万亿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规模最大的刺激计划，防止了大萧条的再次发生。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erritt"Hank"Paulson Jr.）曾提到，俄罗斯2008年曾向中国提出可以通过大量抛售美元对美国进行打击，但中国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当然，中国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其自身利益做出的，但那些决策对全球其他国家也有帮助，这就是有效的经济融合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

我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在那期间，中国与我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中国曾提前还清了为最贫穷国家提供资金的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的借款并向该协会进行了捐款。从支持法治、打击腐败、开放数据系统到抵御气候变化，中国为世行的诸多倡议提供了支持。中国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以增强该机构的资金实力。中国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政府管理、采购和环保等方面采纳了全球标准；亚投行还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提供了资助。此外，我在国际美慈组织（Mercy Corps）的朋友也曾与中国同行一起为灾民提供帮助。

中国在WTO里的表现甚至也应该获得更加公正的评价（even the story of China in the WTO warrants balanced treatment）。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曾作出承诺将把贸易壁垒降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这个承诺已经兑现。此外，当北京加入WTO时，美国也让台湾随北京一同加入了进去。在关税、配额等方面，中国也已经很好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过，在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监管体制改革以及贸易扭曲性补贴等更加难以明确界定的方面，中国的表现仍然有不足之处。主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的WTO规则并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许多需求（the main problem is that current WTO rules do not cover many U.S.needs）。

此外，一些中国改革派人士本来指望TPP的一些条款能够为中国改革发挥引路作用，可美国却放弃了TPP。中国已将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平均税率降至6.7%（虽然美国商品仍被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知识产权法庭也已在大量国际诉讼中做出了对外国权利人有利的判决。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表示将与各国展开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然而中国建设火力发电厂的计划却与其自身利益相悖，喜马拉雅山脉融化的冰川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危害。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在非化石燃料技术的研发方面已处于领先水平。环保主义者很赞赏中国禁止象牙制品贸易的做法，中国的网民们也很有效地开展了抵制鱼翅汤的网上运动，不过中国的老虎养殖以及老虎制品的非法交易很可能会导致这种猫科动物的灭绝。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曾炮击台湾当局的金门岛。当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50年前开启美中关系的大门时，美方曾表示“也许历史自会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台湾的民主化为威权主义向自由社会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示范。华盛顿在对北京进行军事威慑的同时，也向北京保证美方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通过这一手段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贡献。为了以最佳方式为台湾提供保护，聪明的做法是，美方不要把北京的克制视为理所当然，在香港局势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当然，我绝不是在主张美中关系毫无问题，我在下文会提到美方对美中关系的一些极为不满之处。不过那些不经认真调查就认为“美中合作没有产生任何符合美方利益的结果”的人是完全错误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并没有在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内发挥建设性作用，他们觉得中国只是一个搅局者，我认为这些人是在误导自己，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在外交领域非常危险。我们的外交工作应该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此外，历史还警告我们，不要把获得利益视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美中两个大国陷入相互的敌对关系甚至零和博弈之中，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两国（乃至全世界）即将遭受的苦难的序曲。

我们既要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挑战，同时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自制力，不要因那些“可能导致错误判断和不当反应”的冲击性事件的发生而使我们的注意力遭到分散。方艾文指出，中国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时所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双轨策略。作为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已开始在这些组织里以符合中国偏好和中国标准的方式推动其进行变革。中国这样做令人感到意外吗？其实，真正令人感到意外的应该是美国的做法。美国正在推翻自己70多年来建立的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这降低了中国在推行上述做法时遇到的阻力。这种国家治理能力的丧失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例如，2019年年末，特朗普政府使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当时WTO上诉机构仅存的三位法官中有两位任期即将结束，而美国阻止了对继任者的任命。当年的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为创建WTO历尽艰辛，终于为美国公司创造了一个公平、讲法制的国际贸易环境，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在破坏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欧盟、中国、加拿大已经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创建了一个新的WTO上诉体系，而美国并没有参与进去。

正如方艾文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寻求铺设一条对“既有轨道”起到替代作用的“第二轨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另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出现，我们可将之视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朝贡关系的现代版本。“一带一路”为那些响应该倡议的国家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这也意味着那些不愿响应的国家收到了某种警告。中国正在通过交通、通信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重新绘制亚欧大陆的经济版图。

美国需要在各大国际组织内部与中国展开竞争，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在影响力方面逐个国家地与中国展开争夺。手中没有武器是不可能取胜的，美国应该为全世界提出更好的理念和实践方案，为各国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伙伴关系待遇，美国不应再继续“退群”，不应再继续恐吓或胁迫其他国家。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主动寻衅的姿态，原因在于吵架是他们所爱好的一项活动。美国不只是对中国展现了这种姿态，北约盟友、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主友邦都获得了这样的待遇。美国历届政府长期积累起来的外交资本正在被特朗普政府挥霍殆尽。就在中国横跨亚欧大陆构建新网络的同时，美国却在以无所谓的心态损害着自身与遍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诸多边缘国家和岛国之间的关系。

为何美中关系会陷入持续冲突的泥潭呢？我认为这个结果是如下几个因素结合后造成的。

首先，美国商界在中国市场准入问题上的心态已经变得非常沮丧：在互惠的投资与贸易领域，开放的大门尚未打开；此外还有强制性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监管障碍、带有随意性的政策以及对稀土资源的出口限制等问题。

美国可以通过持续的、可随时调整（calibrated）的施压和谈判来解决此类问题。此外，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有与美国类似的问题要处理。他们也许愿意与华盛顿联手，但他们应该不会希望被卷入到与中国脱钩的进程中去。其中许多国家会表现得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同时也在忙于应对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攻势。所以说，“先搞清楚该做什么”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国国内有一些人，他们也希望解决上述问题以推动改革、支持国内创新、改善竞争环境并继续拥有进入美国市场以及其他国际市场的通道。例如，中国之所以开放资产管理行业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更具深度和流动性的储蓄和金融市场。一个正在老龄化的中国社会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养老金制度。

当然，中国的应对之策绝不应停留在纸面上。例如，不再对合资企业施加条件限制将减少强制性技术转让现象的出现。如果能够与其他国家联手，美国的胜算将大大增加。美国应与各国一道指责中国的利己行为并以惩罚或报复为手段对中国进行有针对性的、而非混乱的威胁。

第二，许多美国人都在提出疑问，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竞争是否能够相容呢？中国已决定让国有企业扮演主导性角色（即便这样做将削弱其经济潜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在其最近出版的《国有经济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结？》（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中指出，中国国有企业中有四成处于亏损状态。即便如此，中国国有资产的增速仍然4倍于民营企业资产的增速，然而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却并不理想。此外，一些民营企业也在抱怨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受到干预。

美国至少有两个办法可以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的约束。TPP以及《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在市场竞争领域对国有企业提出了强制性要求：它们必须像那些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一样去参与市场竞争。此外，查德·鲍恩也曾指出，美国可以与其他国家联手在WTO内部制定更加严格的补贴规则，使补贴行为与贸易惩罚措施挂钩。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他国家可能借机把矛头指向美国自身的大数额直接补贴行为（例如对农场主的补贴），指向美国政府通过划拨科研资金、给予订单等方式对一些产业的间接补贴行为。

第三，许多美国人都担心中国将主导科学技术的未来，这种担心来自“中国制造2025”计划（虽然中国已注意淡化该计划的外部影响）。中国希望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中国的战略制定者希望进入高附加值产业，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一些举措（如更完善、更有强制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若能够得到大范围的执行，那么结果对美中两国来说都将是有利的。此外，更加开放的科研活动和更高标准的论文发表也都将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中国也有其他一些问题，从盗窃知识产权到市场保护，这些现象都令人十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