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地产行业为例，该行业新世纪初多年扩张已出现局部泡沫因素，2007年紧缩政策已对房地产过度扩张初步产生降温作用，2008年夏季这个行业已普遍感受到调整压力。四万亿刺激使得受到过量库存困扰的房地产开发商立刻解套并转而投入新一轮更大扩张，商品房价格则由此前低迷状态应声而起。

在政府推出一揽子刺激措施后17个月内，存在显著低估偏差的房地产官方统计价格进一步飙升47%，客观上加剧了一些地区本已存在的房地产泡沫化因素。

货币信用刺激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推动投资急剧反弹，客观上加剧了一些工业部门本已存在的产能过剩压力，并对国际铁矿石以及其它大宗商品价格2009年初反弹产生助推作用。随着大宗商品价格2010年达到或接近危机前峰值，我国进口价格随之反弹到2008年上半年历史峰值，贸易条件出现新世纪以来最大幅度年度恶化。

还应关注的是，2008年秋季紧缩调控关键阶段，市场预期经济下跌会倒逼政府出台刺激政策，因而对是否应顺势调整心存疑虑，刺激政策客观上坐实了政策救市预期，也使后续调整更加复杂。

此次经济调整难在哪儿？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经济结构持续演变，本轮周期调整叠加更为深刻的结构调整。一是要素价格上升与本币实际升值“内挤外压”，倒逼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业转型升级，需培育足够体量规模的新增长动能才能走出低谷，因而比早先调整更加深刻。二是煤炭、钢铁、电力等重工业部门外延扩张接近峰值，这些部门在早先下行调整阶段先行回升推动周期转换的主引擎功能显著弱化，要求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以创造更为分散化多样化新增长动能，因而也比早先调整更困难。

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 倒逼结构调整

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以及环保成本都快速上升，本币实际汇率趋势性升值，构成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深刻而持久的驱动力量。

第一，以农民工群体这个较低端基准劳动力要素成本为例，平均月工资从2000年563元上升到2014年2864元，2014年是2000年5.08倍，年均增速为12.3%；考虑CPI上升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速也在9.6%较高水平。用市场汇率折算美元衡量2014年是2000年6.76倍，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4.6%。

第二，虽然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伴随对美元汇率短期贬值，然而过去十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与实际汇率分别约升值30%和43%，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50%和58%。

第三，全国国有土地出售价格从2003年每亩6.8万元上升到2010年每亩42.3万元，2010年亩均售价是2003年的6.2倍，十年景气扩张期年均上升29.8%。最后，生态环境压力增加已达到与逼近红线，环保监管力度与环保成本趋势性上升。

要素价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而逐步上升，并带动产业和技术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的产物，总体属于合规律现象。不过上述变化某些方面，也与我国体制政策特定安排内容以及某些有待完善因素有关。

例如近年我国农业补贴快速增长提升农民收入，同时也会增加农业劳动力转移机会成本，并对农民工工资上升产生某种边际影响。在国有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体制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改革滞后背景下，市场机制难以较好发挥调节土地供求关系与抑制地价过快飙升的功能。企业用工各项社保提留比例增长偏快也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长过快。在经济景气繁荣期，具有顺周期属性的企业利润较快增长，企业对要素综合成本快速上升尚能承受，目前经济下行阶段面临较大调整压力。

要素价格变动“内挤外压”倒逼结构调整最突出表现，是大量加工贸易以及其它劳动密集型行业或生产区段面临紧迫调整压力。在周期与结构调整叠加环境下，一些高度依赖传统加工贸易的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需逐步转移和退出，同时要创造培育出足够数量的新增长因素才能走出周期低谷，因而比早先调整来得更加深刻。

增长动力转换 需要结构调整

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整体进入中后期，部分重工业部门外延扩张达到或接近峰值，这些部门未来仍有不同程度数量增长空间，尤其是内涵式集约增长潜力很大，然而未来难以承担早先推动周期阶段转换的重要增长引擎功能。

更广泛观察，推动早先30余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行业助推增长能量相对早先时期显著减弱，未来要在充分发掘利用传统行业增长潜能同时，着力培育提升新增长动能以“实现新旧动能协同作用”。本轮调整需更加重视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以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更为分散与多样化增长动力结构，因而需付出更大努力并面临更多困难。

增长动力转换从钢铁、电力、煤炭等几个重工业部门，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动相对贡献消长上看得比较明显。改革时代上述三大重工业部门增速变动呈现出与宏观经济周期大体一致的形态，并在周期转折阶段往往较早回升，形成推动宏观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例如，第二轮调整低谷期钢产量增速拐点发生在1990年，从1989年3.73%增速提升到1990年7.73%，明显领先整体经济触底回升时点。第三轮周期增速拐点发生在2001年，从2000年3.41%提升到2001年18%，再次显著领先于整体经济转入景气增长阶段时点。上述三个重工业部门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从上世纪末0.2个百分点上下，提升到2004-2007年1.5个百分点左右，在新世纪初年景气高涨时期对整体经济增长直接贡献率在10%-13%之间。

然而钢铁等重工业部门数量扩张已接近历史峰值临界点，这些部门集群在早先经济调整阶段先行回升并带动宏观周期整体转换的主引擎功能会显著弱化。

以钢铁为例，主要发达国家普遍经历钢铁人均消费量达到峰值后趋势性下降过程，从15个主要发达经济体情况看，日本与加拿大人均钢铁表观消费量峰值超过0.7吨，分别为0.82吨和0.78吨；法国与荷兰低于0.5吨，分别为0.49吨与0.42吨；其余在0.5-0.7吨之间；15国钢铁消费峰值的简单均值约为0.6吨。与此对照，中国2014年表观消费量约为0.54吨，约占上述国家均值九成，或已接近历史峰值。

煤炭和电力由各自消费增长规律决定，可能也已接近历史峰值。由于传统部门增长驱动功能趋于弱化，本轮调整更需要着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以推动结构转换，这使得本轮调整使命更为深刻与困难。（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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