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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学习古代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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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以为,实现了自由民主“文化”就会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但要实现这种“文化”还得凭靠战争。因为,战争才会迫使“国家元首们”“看到共同体的各阶层为了相互促进自己的富裕而紧密结合起来”。[26]与此相反,同样信奉自由主义的历史地理政治学家麦金德却相信,“民主的理想”必然开放地球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所有国家产生追求富裕的欲望。由于世界上的自然地理资源并未平等分配,“平等”的权利诉求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性国际冲突。麦金德非常忧虑:由于长期灌输“民主的理想”,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在考虑问题时仅仅从个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出发,不知道还有“从国家战略上思考”这回事。其结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的各种理想已经成了普通公民的固执偏见”,国民仅关心“个人的种种权利”,不懂得“维持我们的自由的安全”必须凭靠国家及其组织能力。[27]
麦金德的担忧同样基于“欧洲民族”所具有的“古代世界”的历史经验。虽然与德国人兰克和瑞士人布克哈特是完全不同的学者,麦金德却与他们一样相信: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才算得上世界历史,“因为,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来自这些种族之间”。[28]布克哈特在大学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课,出于与后来的麦金德同样的忧虑。他已经看到,西方的国家观念和文化观念“出现了重大危机”:自由民主理论家们不断要求国家随时按民众的情绪来调整自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可程度已经降到极点。与此同时,这些人又要求国家必须完成他们定期交付给它的保障公民富裕和安全的义务。竞相角逐的党派各自要求国家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在国家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国家本身变得无所适从(《沉思》,页126-127)。
在布克哈特看来,康德所憧憬的自由民主“文化”前景实质上是欧洲文明的彻底沦落。因为,这种“文化”要求国家乃至文化本身充当市民趣味的外衣,而基督教欧洲的市民已经被教育成唯利是图的人民,由民众主导的文化必然是流俗文化。自由民主理论家们宣称能够通过普及教育把所有市民造就成“不同寻常地重要的个体”,实际上“只能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培养平庸之辈”。就文化的品质而言,自由民主“文化”的所谓“进步”其实是“退步”,因为,现代生活“只不过是一种生意,现代之前的生活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布克哈特一再提到,美国就是这种“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生意”国家的代表。欧洲的民主思想家从所谓自然状态出发探究国家的起源和性质,无异于废除欧洲文明的历史传统,向壁“虚构”出一种普遍的国家形式。美国就是按照这种“虚构”出来的国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野蛮人和现代美国的文明人毫无历史意识”。[29]倘若如此,令人费解的是,当今的中国把模仿美国作为自己的文明目的,怎么就成了伟大的“文化复兴”?
布克哈特在“历史研究导论”课上说:“强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弱者身上的权力,构成了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弱者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高贵品质很低,强者就意味着文明的高贵。恰恰相反,一个比较低级的“野蛮”文化占上风,并凭靠自己的强势使用种种权力的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蒙古人的入侵和扩张就是如此,“亚洲似乎一直未能从两次蒙古人的统治下所遭受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罗马人“以最令人恐怖的手段开始征服东方和西方,并且以血流成河的代价完成了扩张活动”,这是另一种强者支配弱者的行为,其目的是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并通过这个文化让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传播开来。“后来,这两个元素传给了卷入民族迁徙中的野蛮的日耳曼人,并且最终成为新的欧洲的黏合剂”。相比之下,现代西方人用强权让低俗的民主文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就是对世界的文明历史犯下了可怕的罪恶。[30]
出于一往情深的文明意识的深切忧虑,布克哈特在开设“历史研究导论”课的同时,也开设了“古希腊文化史”课程。他充满绝望地期许,“只要我们当前的西方文化一息尚存,我们就将通过吸收形形色色的过去事物来内在地丰富自己,并把早先世界各个时期精神的状况和变化看作对我们自身精神意识的巨大促进”(《历史讲稿》,页72-73)。对于我们来说,布克哈特对古代世界历史所作的如下观察则应该被“看作对我们自身精神意识的巨大促进”:
有些民族静止不前,他们几百年保持同一个整体的形象。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对自己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沉思》,页248)
在布克哈特眼里,古代中国就是这样的民族……古代欧洲民族的品质是怎样的呢?
他们需要时不时地把自己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全部力量,通过剧烈的运动释放出去。这些剧烈运动的作用是毁坏旧东西,为新东西开辟道路。在这些剧烈的运动中,除了偶尔感受到短暂的胜利喜悦之外,他们甚至享受不到任何幸福,更不用说长久幸福,因为那些胜利本身就是暂时的。他们层出不穷的力量源泉在于永不满足,他们新迈出的步子还没有站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迈出下一步。(同上,页249)
布克哈特告诉西方的大学生们:诗人荷马已经展示了西方民族的这种本能——《奥德赛》的结尾让人看到,主人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一个接着一个,他面临着的考验似乎没有尽头……(同上,页248)。
我们早就知道: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布克哈特的世界史课则让我们知道,西方人从自己所理解的古代世界的历史中看到,“西方的生活就是斗争”(《历史讲稿》,页187)。倘若如此,我们就不应该自欺欺人地相信:有自己的古代历史经验的西方人会相信中国人自古以来主张的“和为贵”。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放下自己的历史自豪感,认真阅读西方古典学家们把古代中国排除在外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否则,轮到美籍华人写纳兰若容那样的出塞词的时代,一定不会太远。
2016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1]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14-15(以下简称《沉思》,并随文注页码)。
[2]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75(以下随文注页码)。
[3]布克哈特,《沉思》,前揭,页8-9,11-12,14。
[4]尼采与布克哈特的关系,参见Alfred von Martin,Nietzsche und Burckhardt,增订第二版,München,1942,页11-18;亦参Edgar Salin,Jacob Burckhardt und Nietsche,Basel,1938。穆瑞,“《古希腊文化史》英译本序言”,见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王大庆译,页21-30。
[5]关于这部《普遍历史》的编写和出版过程,见Guido Abbattista,“The Business of Paternoster Row:Towards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1736–1765)”,刊于Publishing History,17(1985),页5-49,编撰缘起见页8-9。
[6]参见Daniel Woolf,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England,2003,页284-285。
[7]参见沃格林,《危机与人的启示》,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135。
[8]参见Ronald. L. Meek编/译,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 Press,1973 / 2010,页73-75。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刊布于1766年,十年后,亚当•斯密出版了《探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译本:《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996)。
[9]康德在1786年发表的《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一文对这种四阶段论有简厄精炼的描述,见《康德全集》卷八,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页121-123。
[10]参见巴勒克夫拉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毛昭晰、刘家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页34-39;亦参吴于廑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997。
[11]中译本见伏尔泰,《风俗论》,三卷,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12]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3]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前揭,页1,6-7,83,187。
[14]参见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约尔旦/吕森编,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13-14。
[15]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页334-335(以下简称《秘密》,并随文注页码)。
[16]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页201-202。
[17]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杨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页47。
[18]战争期间(1629年),31岁的霍布斯出版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志》英译本。
[19]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亦参R. G.. Asch,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Europe 1618−48,London,1997。
[20]杜尔哥的学生孔多塞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按启蒙哲学的文明史四阶段论勾勒出历史精神的进步纲要,参见孔多塞,《人类精神历史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1973 / 2010,页3-4,13-22。
[21]沃格林,《危机和人的启示》,前揭,页207。
[22]沃格林,同上,页214-215。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和约”,参见Fled L. Israel编,M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rn History 1648-1967,四卷,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67。
[23]参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商务印书馆在1904引进日人小川银次郎编制的《东洋历史地图》和《西洋历史地图》,作为最新中等教科书(张元济校订)。《西洋历史地图》共20幅38图,从古代迄至近世,“凡欧洲历史变迁沿革有大关系者,皆有图以明之”。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405。
[24]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页20。
[25]在吴于廑主编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前揭,页63)和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页164)中,朝鲜战争都仅占半页,尚未获得单独篇幅(另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页367-376)。
[26]康德,《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前揭,页124。
[27]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前揭,页24-25,31-33,151-154。
[28]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慰、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10,页51。
[29]布克哈特,《沉思》,页57-62;《历史讲稿》,页3。
[30]布克哈特,《沉思》,页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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