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自己倒宁愿相信福山的拈阄会赢——这并非因为我像福山一样相信，一旦中产阶级成了中国社会的主体，人们的政治参与要求就会高涨。正如福山自己所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人们首先高涨的是当企业家和参与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的“优越意识”，或者人们的“优越意识”在诸如体育、登山、赛车等等“纯粹形式的活动中找到了发疏渠道”……至于参加选举政治，是极少数野心家才有的“激情”。我们何曾见过自由民主政制的候选人“彼此在对与错、正义与不正义方面的冲突观点上相互竞争”呢？毕竟，他们寻求的是“公众的承认”。如果民主的公众关心且懂得对与错、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分，竞选的候选人才会去研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这往往需要耗费人一辈子的时间（也许还不够），哪有时间去参加竞选……

我宁愿相信福山的拈阄会赢，仅仅因为他说，“如果政治精英接纳”他提出的“要求”，自由民主政制就会在中国成为现实。毕竟，我们的“政治精英”已经接纳了福山的要求。五十年后，“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福山的这一预断恐怕不会有悬念。因此，他的论断是不刊之论。对我们来说，问题仅在于，尼采对黑格尔-科耶夫的“普遍历史”观提出的挑战仍然有效：即便中国在五十年后成了美国那样的国家，也不等于尼采的“末人”说被驳倒了，或者科耶夫所说的人性“回到动物状态”的论断被驳倒了。问题关涉的是“本义上的自由”或“智慧本身”的终结及其与人类政制的关系：如果热爱智慧的激情本身终结了，何谓最佳政制的问题才会终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绝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科耶夫意义上的动物志式的自然史中。对尼采来说，自由民主政制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真正有“自由感觉”（freisinnig）的人的需要还是以“末人”的需要来衡量何谓最佳政制：

今天，我们一再看到，一种社会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活动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他自己个人的需要来定价：“什么人和多少人会来消费这种东西？”这永远是他的头号问题。这种定价方式已经变成了他的第二本能；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事物，他都不断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衡量，无论它们是艺术和科学的产品，还是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一个时代的成就。一切创造出来的事物，在他那里都只具有供应和需求的关系，他探讨这种关系，以便使自己能够决定它们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的精神。它细致入微，无孔不入，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你们未来世纪的人将会为此感到骄傲，假如商业阶级的先知还能准确无误地将未来的世纪交到你们手上的话！但是，我对这些先知毫无信心。用贺拉斯的话来说：我可不信！[10]

尼采并没有怀疑（更不用说否认）福山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最终会获胜，他仅仅宣称：“我可不信”这是最佳政制！尼采仍然相信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过的道理：对不同天性的人来说，何谓“幸福”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回想起一个古老的史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两个人，谈到什么是最高幸福——不仅是对他们自己或整个人类来说的最高幸福，而且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最高幸福——却意见一致：他们发现它在于认知（Erkennen），在于受过良好训练的好奇和有创造力的心智活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他们必定怎样畅饮过知识的琼浆！（《朝霞》，卷五，格言550）

福山会说，在美国或欧洲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热爱这种“心智活动”的人可以去当企业家或参加竞选嘛……尼采却说，“以最有天才的人物处理政治与经济事务，非常不值得：精神的这种浪费比任何困苦的境况还要坏。”（《朝霞》，卷三，格言179）然而，显而易见的历史吊诡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普遍历史”观念本身恰恰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这样的少数人提出来的，而“普遍历史”的必然性又恰恰将终结这种对“最高幸福”的激情。因此，值得我们思考的并不是福山式的“历史终结”的必然性，而是：为何“普遍历史”的观念“偶然地”出现在欧洲，尼采为何不相信“普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也就无从考虑“普遍历史”观念及其“历史终结”论与华夏政制的过去及其未来可能性究竟有何关系。

本文原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一期。

[1]福山，《历史的终结》，翻译组译，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页59。此书中译本随后还有黄胜强/许铭原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以及陈高华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名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陈译本译文精审，印制精良，附有索引，还有福山为2006年版写的“后记”和为2014年版写的“新版序”，以下凡引此书均引自陈译本。

[2]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页20。

[3]西方古典哲学的第一位伟大的表述者柏拉图并不把“劳动”视为理解人的本质的关键概念，而是把“爱欲”视为这样的概念。20世纪的著名古典学家韦尔南的博士论文以研究柏拉图的“劳动”概念为题，如他所说，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去研究柏拉图——因此，他尖起眼睛看柏拉图作品中出现的“劳动”一词。参见刘小枫，《人类学的“欲望”与古典》，见拙著，《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4]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页517注释（以下随文注页码）。

[5]按科耶夫《法权现象学》英译者的说法，“科耶夫的立场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将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调整和修正而达到，不会在西方世界彻底一蹶不振。”霍斯/弗洛斯特，《普遍均质国家的合理性》，见邱立波编/译，《科耶夫与新拉丁帝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页382，注释1。

[6]福山，前揭书，页301。

[7]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黄明嘉、娄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序言5。

[8]尼采，《荷马世界的竞争》，见《尼采全集》第一卷，杨恒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页559，560-561。

[9] Timothy Burns编的讨论《历史的终结》一书的文集After History？Francis Fukuyama and his Critics（Rowman & Littlefied / Maryland，1994）成了讨论霍布斯、康德、黑格尔、科耶夫的文集，表明福山的引经据典及其解释都有问题。

[10]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卷三，格言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