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趋势，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时候，经常讲人均资本存量。其实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只是美国的40%左右，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增长空间，我们还有很多空间修更多的楼房和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

城镇化也是推动投资的重要发动机。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0.6%，到2035年可能到75%，未来还有将近15%的人口会到城市，他们会带来庞大的投资需求——他们要有地方住，公共服务也需要投资来解决。

为什么说关注投资的去向或投资效率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结束了规模驱动的增长模式，现在讲新的发展阶段，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强调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阶段。

哈佛大学有项研究，在中国，大量的不动产投资集中在人均GDP较低的城市。换句话说，无效投资是比较多的。因为人均GDP比较低的地方往往没有消费能力，新的产业往往很难崛起，产业很难形成规模，很难吸纳就业，而很难引进人口的地方，里面的物业等没有升值的潜力。往往是人均GDP较高的一线城市，或者人口大量涌入的城市，投资反而显得不足。

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继续坚持一刀切的投资方式，很可能会形成巨大的浪费，带来大量无效投资。在“十四五”以及未来15年时间里，政府会反复强调提高投资效率，关注投资去向。最好的手段其实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让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有效配置。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需要一个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以基础设施作为底层资产，是有效市场的一部分，可能能引导资源更好地配置。这一点在未来5~15年时间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变化，它对于我们的创新会形成新的冲击、新的动能。

特别强调一个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基于2010年人口数据的分析，今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趋势有没有变化。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有一个结论，中国的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是极其不合理的，大量城市的实际人口是偏低的，人口不足，少于经济意义上的优化的理想的人口总数。88%的中国地级市人口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投资如果去向不明或集中在这些人口不足的地方，很容易变成无效投资。

新的发展阶段，除了有为政府之外，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市场，未来5~15年实现双循环的新格局，像金融、资金等要素要先循环起来，提供一个充满信息含量的价格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未来可以关注的事情。

第五个趋势，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最重要的趋势放到最后，这也是需求侧改革的核心点。

现在中国在收入分配上有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整个GDP分配里，居民个人的大概占43%，个人可支配的大概是3万元人民币，其他都被国家、企业等分走了。43%这一比例在全世界来看属于偏低，美国是63%，我们比它低了20个百分点。

未来若让消费发挥基础作用，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从43%提高到50%或60%。金融市场财产性收入或养老这块，怎么形成财产性的收入，或者能对劳动力有一些倾斜，这些都是在未来5~15年内政府政策话语体系里会经常关注的重点。

其次，我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形成社会对立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全球化之后，突然间社会充满着这么多对立的元素？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基础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里，美国中间40%的人的人均年收入增长速度仅为0.9%，他们并没有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从欧盟的形成、从东南亚经济的崛起中受益。与此同时，美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他们的人均收入在扣除掉物价上升之后，没有任何上升，这个群体变成对全球化充满质疑的群体。

当下中国城乡差距颇大，现在有2.8亿农民工，未来还将有15%的人会随着城镇化进程来到城市；农业贡献了7.1%的GDP，但用了27%的就业人口。这意味着到2035年会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重新配置。我们怎么完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劳动力的创新配置？这里面涉及数字化战略或教育职业培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提供非常庞大的商业可能性。

个人感觉，“十四五”规划里特别提到几个表述，比如讲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换句话说希望几亿人住下来，而不是只在城里打工，最后回到农村。怎么让他们住下来，这里面涉及居民住房建设，也就是房地产第二轮发展。以让人住下来为主体，同时围绕他们的消费所产生的新行业将会在未来发展起来，这一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趋势。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化是必须走的一步，这也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趋势。

未来这些趋势帮助我们去思考需求来自什么地方，而需求最终决定产业的格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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