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双轨制在非洲也有借鉴价值

提问：林老师刚才也说了，当结构主义出现的时候，发展比较好的这几个国家，采用了所谓的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这种双轨制。现在不发达国家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双轨制来发展自己本国的战略？它们又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南南合作或者接受中国提供的所谓的超越的发展援助？

林毅夫：我觉得中国的双轨制在非洲那个地方还是有借鉴价值的。因为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一定有很多它过去传统的错误干预所造成的扭曲，还有基础设施的落后性。按照传统的发展理论，你要把这些扭曲、基础设施落后性都改好以后再去发展经济，但是要到猴年马月。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这种务实的解决办法是渐进的。我先在局部地区——比如经济特区或加工出口区——集中精力搞好基础设施，交易成本就能够降低。整个国家可能各种法律制度不太完善，政府没效力，但我可以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里面实行“一站式”的服务，这样交易费用就降下来了。按毛主席的话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把有限的资源、行政力量，在加工出口区或经济特区里面搞好。

就像我曾提到的埃塞俄比亚，它的基础设施还是很落后的，营商环境在全世界180多个国家里排130。但是沿着中国务实、渐进的的方式，集中力量把一个地区先搞好，它的产品马上就在国际上变得有竞争力，然后就会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增加了出口，创造了就业，外汇积累也就越来越多了。

随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它就可以一方面做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改善其他地方的交通基础设施，还可以解除它现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没有外汇。所以这种渐进双轨务实的发展策略，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有参考借鉴价值。当然要怎么参考借鉴，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

就像我最后报告的我自己参与的埃塞俄比亚的例子，还有卢旺达的例子，当然都是很成功的。我可以讲，那两年我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世界银行三十年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机会还要多。

西方国家无真经

提问：林老师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但是我记得您有一次“口出狂言”，在离开世行以后您说“西方国家无真经”，那这个真经在中国吗？实际上我们目前也遇到了很多的困惑。

林毅夫：这句话确实是我说的，而且我还经常说，并且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记住。

因为过去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从一个天朝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国家天下为已任，基于为国家民族复兴的愿望，通常会认为把西方国家成功的道理学会，拿到我们国家来应用，就能够帮助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这就是“西天取经”的道理。

我到世界银行之前，觉得到“西天取经”来帮助自己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这种追求；到了世界银行以后，我有很大的感触。

我跑了很多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中亚国家，跑过很多落后的国家，发现所有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共同的追求。他们面对的也是跟我们一样的现实。

二战之后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现代化的时候，总是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有它的道理，我们把道理拿回来到我们国家应用，就能帮助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

但是今天在报告中我讲到，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今天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我们的台湾，还有韩国。我们大陆可能到2020年变成第三个。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13个，其中有8个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一步就跨过去了，或者石油生产国；另外五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基本上按照西方主流来做的没有成功的，少数几个发展和转型过程当中比较成功的，真正缩小差距的，基本上他们的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演讲现场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都是提出理论的人，对他所在的国家社会的现象进行观察，了解这个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把那个逻辑讲清楚，就变成理论了。但理论都是对过去现象的描述，要知道这些理论对未来是不是还适用，就要看这个现象背后的条件是不是变化了。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了条件的相似性，如果条件变了，理论就不适用了。

所以我们读西方理论，无论在经济、政治、社会，都是盛行一段时间以后，就被另外一个新理论所取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西方国家的条件也在变化，所以一个理论被一个学者提出以后，当时对那个现象很有说服力，大家都接受。可现象是在走在变化的，所以理论也跟着变化。

各位想想看，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拿到发展中国家，它的条件跟发达国家条件不同，那它不适用就应该是一个常态。这就造成了为什么在西方主流理论来看，好像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但结果却是失败的。

因此，就非常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一种初生婴儿的眼光，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抛开现有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制约来看我们这个国家。到底现象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再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也应该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不仅认识我们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且解决我们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我举两个例子。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两个都是内陆国家，基础设施都非常差。尤其是埃塞俄比亚，从世界银行的公司治理指标来看是不断退步的。但是，这些年它变成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

就像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从世界银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公司治理也是很差的。2011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书，叫《跨国投资》（Investing Across Borders）。你会觉得非常好玩，中国是全世界排名最后的，他们认为从外资投资来看，中国的条件是全世界最差的，但是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怎么条件最差，却吸引外资最多呢？

其实他们不了解中国渐进双轨的方式。我们的总体环境可能还不好，但是在我们的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里，投资环境都很好。这种概念按照现有理论是不能解释的。

当然你如果把全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搞好，把全国的各种扭曲都消除掉，只要它不影响失业的问题，只要不影响国防安全的问题，那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你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大的执行能力。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一方面按照你的比较优势来创造条件，让你的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从局部的胜利慢慢带动全局的胜利。我想不仅有助于中国逐渐从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更多的资源和条件，不断完善我们的体制，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帮助。

这也是我们这本书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以及我写的一系列的著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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