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制转型战略 多国受益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解决这些问题，还能稳定快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了解到这些国有企业如果不给它保护补贴，他马上破产，继续给它必要的转型的保护补贴，这样子我们就维持了稳定。

我们推行的双轨制，放开了那些拥有比较优势，在市场上能够形成竞争力的产业的引入。如果允许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去符合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劳动资源丰富的优势，它的生产成本就低。改革开放的时候，如果你的产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仅要素的生产成本要低，还要有比较好的经营环境。

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很差，我们的环境很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建立了一个个经济特区，或者是工业园，或者是开发区。在特区、工业园、开发区里面，把基础设施搞好，集中起来。而且在这些经济特区、开发区、工业区里面实行一站式的服务，所以行政效率就高。因此我们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较低的生产要素的成本，我们的竞争力就强。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仅成本要低，交易成本低，还要有国际买家感兴趣，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要价格低，而且质量还要有保证，并且能够按时交货。开始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就招商引资，把台湾的、香港的、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到国内来生产。然后这些已经在国内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管理有保证，质量有保证，国际买家也满意，从而我们就把我们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快速了。于是我们就可以积累很多资本，产业就能不断地升级。产业不断升级也给我们解决了原来这些重工业的企业里面没有支撑力的问题。由于我们的转型策略跟当时国际上的主流不一样，所以我们是稳定式发展的。

90年代的时候当时国际学术界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当时还有一个认识，认为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像中国这样推行的渐进的双轨制的经济。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仅中国有渐进双轨制方式取得稳定快速的发展。在转型过程中经济表现比较好的国家，像越南、柬埔寨、老挝，推行的也是我们中国双轨制的转型。这种转型不是从中国最早开始的，最早开始的是1970年非洲的一个岛国毛里求斯，它原来推行的效果也非常差，经济发展非常不好。它从1970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跟中国不一样，是渐进双轨，它是在出口加工区里面做好。它同样跟中国一样，实现稳定快速的发展。

转型的代价

中国这种稳定跟快速发展，取得我前面所描述的那些成绩,到底有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付出的代价是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还有腐败的问题，大家现在关心的环境雾霾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应该分成两个方面来讲。

收入差距与腐败问题

第一，收入分配的问题跟腐败的问题是转型的问题。

为什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每个人收入水平高了，但大部分人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他老觉得别人收入增加得更高，收入差距过大。还伴随着很多腐败，造成腐败背后的原因跟收入分配相关，造成大家对经济体系不赞同，对制度不认同。

为什么在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有这些问题？我想最主要的是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推行的是渐进双轨制的改革。这种渐进双轨制的改革为了让那些有比较优势，为了让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存在，要给它们各种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非常明显的就是金融方面，我们在金融方面是以大银行跟股票市场为主。

因为我们在转型之前，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很担心，当时是不用钱的。在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83年，我们把拨款改成贷款，当然要点利息。可是在当时为了保证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能够获得贷款，我们就保留大银行体系。后来又有了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给大企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大企业都是国有的，现在因为30多年的快速发展，很多私企也变成大企业。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金融环境之下，大企业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它才有可能从银行或者是股票市场融到资。这就相当于，谁能拿到这些银行的资金，或者股票市场的资金，谁就拿到了补贴。拿到补贴的是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大型企业的这些企业家，他们的日子是相对比较好过的。谁补贴他们？是那些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不能得到金融服务的这些一般的中小民营，微型企业，这些小型、中型、微型企业，他们的收入水平跟大企业来比相对较低。这就造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人跟富人的收入差距水平比较大。而且不仅是这样，因为是资金的分配问题，还涉及经济学讲的干预的问题。这样就给能够分配资金的政府官员极大的权力，就造成了腐败。

不仅在金融体系是这样的，在资源税费上面也是这样。按照我们的《宪法》，资源是全国人民所有的，但并不是全国人民一起开采的。在1979年以前，原来的矿产企业都是国营的，卖的资源价格都是低的。为了补偿他们，所以他们取得开矿权。1983年以后我们做了一些改革，让外资跟民营的矿产企业也可以去开发，开始时没有太大的问题，开始的时候价格很低，解决开发权所需要的资金各方面都低。

然后到了1993年，改革是把这样的价格跟国际接轨。取得开矿权的时候，所需要的费用就是两三千万，但是地下的矿产资源的价值几十亿，几百亿，我们对这个开矿的税跟费基本上没有什么。两三千万块钱就可以取得几十亿，上百亿的资产，你可以想象，首先谁拿到这个资产，谁马上变成亿万富翁。那么这样就会造成想得到这些开矿权对政府人员的寻租，一个煤炭司的副司长，家里面有两亿人民币的现金。我们也看到山西的一些县委的局长，都可以有十亿二十亿的存款，这就是造成收入的差距。

另外，同样为了保护补贴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在一些服务业，像电力，通信产业，维持着这些产业在市场上的垄断，这样的垄断就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的扩大。而且为了取得进入这些垄断行业的特许权，那就会去找政府官员。

所以讲起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出现那么多收入分配的差距，实际上是我们双轨制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这些保护补贴，对这些大型企业来讲是雪中送炭。因为我们还是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你如果不给他补贴，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紊乱。在那种情况下，给他保护补贴，应该讲是对的。

我们在1979年改革的时候是低收入国家，现在我们人均收入是7500美元，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国家。很多原来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有比较优势了。比如说像一些装备业，现在我们的装备业像山西重工，或者是国有的装备企业，他的产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竞争。这样的竞争是有支撑力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给他保护补贴，那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对企业来讲保护补贴当然越多越好，他造成的是我们社会因为这些保护补贴，造成收入分配相对过大，腐败的现象不断地蔓延，造成了很多的社会影响。

所以我们的改革应该与时俱进，根据条件的变化。现在既然有比较优势，他就有自生能力，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就应该取消掉。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内部去自己运作，这种要素价格应该由供给跟需求竞争来决定价格，不再用人为的方式去扭曲这些价格。也应该在竞争当中来决定他的布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首先来讲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做到，那么我们现在存在的腐败跟收入差距的问题，就能够釜底抽薪。这是我们现在社会所关心的第一类问题。

环境问题是增长过快引起的？

第二类问题就是环境恶化，雾霾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是事实，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对症下药。对于环境恶化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种看法认为环境恶化是由于我们发展太快了。但是这种看法我觉得并不完全正确，跟发展有关，但不是因为我们发展太快。

我看过一个比较，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是155美元，印度是209美元，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我们高35%，我们是他的三分之二。经过这36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超过7500美元，印度只有1600美元，它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没达到。也就是在过去这36年，我们平均每年的增长是9.7%，印度的增长还不到1%。但是，从2012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数字，印度雾霾跟环境污染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从这比较来看，确实在我们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加重了环境的问题，但不能说是跟我们发展快速有关。

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出现这些问题？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跟我们发展的阶段有关。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以农业为主的，跟制造业的差异是什么？因为制造业排放比农业高。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老工业化国家，像英国、德国、美国，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它们也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伦敦，德国和美国都有这个问题。新工业化国家中，日本也是，韩国在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想这是跟发展阶段有关系。

第二，雪上加霜。我们中国跟印度一样，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这个能源比石油污染更加严重。

第三，跟各个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不严有关。按照我们国家的环保政策，任何企业在投资建厂的时候都应该有各种环保设备。但是这个环保设备要开动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有的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它想不开就不开。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

知道这三个原因以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短期来讲应该增强环境思路。从中期来讲的话，应该多使用一些清洁能源。但这些措施应该讲起来是缓解环境问题，并不是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如果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赶快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如果我们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我们的产业就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那环境的压力就会小。而且当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解决环境问题的力度就高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过去发展过程当中，环境问题这么严重是因为我们的发展过快造成的，这个看法不正确。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把发展快速减缓，只会让我们更加严重。那环境问题会伴随我们更久，所以实际上解决环境的问题，除了我刚才讲的执法的问题，以及多使用清洁能源的问题。另外釜底抽薪，同样要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让我们能够比较快地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

36年高速增长能不能继续保持？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经过36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有没有可能继续保持？新常态提出中高速的增长，7%左右。这是现在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对这个问题国内确实有不少学者感到非常悲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已经保持了36年，平均每年保持9.7%的增长，其他发展比较快速的国家，一般在8%到10%的增长维持20年，20年以后发展速度降到7%或者更低，甚至5%。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没办法维持，我们没办法违反历史规律。你已经是36年的高速增长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掉到5%以下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说法好像也有一些佐证，因为我们看到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到今年一季度7%，而且下行压力也很大。

同样我们再回来看看，一个发展中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并不是说你过去的发展怎么样。靠的是你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数差距还有多大，你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通常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比较这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水平，跟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比较低，代表它的技术跟产业水平比较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水平高，代表他的产业和技术水平高。从这种发展中国家真正快速增长的机制的依据，要判断中国未来有多少年的快速增长，最重要的是判断我们的后发优势，在经历了36年以后，这个后发优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我们的人均GDP的水平是当年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1951年的时候日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日本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实现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我们的台湾以同样的水平，1975年开始，实现了20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开始维持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也就是说，利用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来降低产业技术差距，这个后发优势让日本跟这些东亚经济体维持20年7.16%到9.2%的增长代表。所以我认为我们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是根据增长的机制跟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道理，也就是后发优势来判断的。